喔哇，连起来看，感觉是拐着弯夸我呀
就是这个弯，拐的颇为曲折，山路十八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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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華爾街論壇的超長節目，覺得洪教授的文章，非常值得重視，個人覺得，是當代對中國體制學術研究的頂尖水平，其中許多觀點，都是獨樹一幟，完全不同於西方主流政界、學術界的看法。
比如，關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許多人認為中國體制沒有改變，或者是向左改變，回到傳統教條式社會主義模式。這基本是中西思想界的共識，這其實錯的非常離譜，用何頻先生的語言，幾乎全是錯的。
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更早的思想準備，是解放思想運動（真理標準討論），解決的問題，就是打破幾十年的思想禁錮（傳統人們以為的馬列主義），清除兩個凡是（打破毛澤東迷信），把共產党的中心工作从階級鬥爭轉到發展經濟（共產黨的宗旨改變）。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出現了所謂的“小陽春”，類似於文藝復興時期，給接下來的經濟建設（鍍金時代）做好了思想準備，衹是現代社會的高速發展，使得文藝復興的百年過程，在中國濃縮于十來年完成而已。
現在的共產黨，早已放棄消滅私有制，解放全人類，早已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西方人還是以韓戰時期的眼光看待，中國的異議人士出於怨恨鼓勵、加劇西方的仇恨，矇蔽了雙眼。直到中國作為學習美國的優等生崛起于世界（這是另一個好話題），他們仍然沒有意識到，他們之所以不能理解這些，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方法論的錯誤，意識形態決定論的錯誤，仍然頑固的試圖以落後的理論，殘破的舊世界體系，解讀、遏制中國（典型的就是拜登的兩個陣營觀點）。
西方的傲慢，有歷史的合理性，可是，傲慢阻止了自己的進步，如同何頻先生解構的洛杉磯小臺北槍案，老年人面對世界的無所適從一樣，美國面對東亞的崛起，也是這種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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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太好了！要认真读几遍！谢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政党几十年治理怎可能一成不变？中国每个领导人上台都是要搞一套新思路的，所谓：摸石头过河、三个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共产党肯定在努力进化，不进化肯定会死亡。中国人一向是实用主义为先。
不过，洪教授也点到了关键，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和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到底该怎么解。对民营经济的反反复复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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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三十多年经济的腾飞，因素有很多。洪教授认为政治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前提。这个政治改革，她认为是官僚体系的变革，而并不是体制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个观察是新颖敏锐，而且基本符合事实的。
不过，洪教授认为中国是在复制美国镀金时代的经历。这一点，理解就有所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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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镀金时代，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推动的，还是民间社会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是前者，体系耗尽之后，终会走入泥潭。如果是后者，社会则会形成基本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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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体系的变革，与其说是学习西方，倒不如说是回归中国的传统。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基本都是社会精英。官必须经历科举考试的考验，还有社会关系网（同乡，同僚，同年）的精英，必须智商+情商双高。僚（师爷/衙役）则必须深知社会底层的运行法则，有当地势力的背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官员绩效考核/提拔任用/专业化，以及社会网格化管理等等体系，都是基于中国的传统，而并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因为西方的官员并不是这么做的。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一点，仅仅是用对党的忠诚，取代了对皇帝的忠诚。这一点很重要，会在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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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教授采访中提到一个疑问：习近平把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一个强大的党的领导，而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说明，习近平跟洪教授的判断不同，却恰恰呼应了2中的判断：回归传统社会，而不是向西方学习，才是中国成功的秘诀。洪教授的观点很重要，但是习近平的判断更重要。因为习时代，才是决定中国的体制最终走向的关键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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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最终会走向哪里呢？洪教授认为，原本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至少能看到对岸的美国。现在，中国的体量已无比巨大，体制又独一无二，地球上已经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不仅桥没了，连对岸也消失了。按洪教授的判断，或许中国应该继续向西方学习，但是以习近平的逻辑，似乎中国更可能会回归传统。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就只能靠天意了。
洪教授的文章太长，只是匆匆看了个开头。胡言乱语几句，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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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新颖，好文章！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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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对大变革开放的部分是官僚机构。那是行动和变化发生的地方。因此，如果你通过西方的视角看中国，你将看不到所有真正的行动和政治改革正在发生的地方。】
我主要是看到的这一段，使我对几十年来的变化有了新的观察视角。
你说的很有道理，第一点的答案几乎已经被资中筠先生在《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一书回答了，我只看了一遍，等过几日再看一遍，看看能不能归纳一下；
第二点官僚体系的变革我个人的认知来自于我和他们打交道，以及我的亲属在其中的角色，带给我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是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官制度，包括激励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传统的我们谈论的科举制度已经伴随着大清朝灭亡了，现代高考制度已经伴随着一件事情改变了传统科举的面目，不但是设置科目的问题，而是“贵族政治”。因此今天它选拔的官员再也不全是“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皇帝好恶断之”的法家原则而豢养的鹰犬了，特别是改开以后，入世以后要再加一个“更”字。而科目的西化，更加改变了传统科举制意欲“把社会精英都搞成儒的吏化”这一专制现状。
因此，无论宣传部门怎么总结，他们也不可能改变这个现实，而在事实上回归传统。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话可能是某种策略。
第三点第四点，我觉得还是不要看他怎么说，他们这样的“贵族”子弟，深谙权术策略，还是看他怎么做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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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魏晋南北朝以后，隋唐科举考试开始，中国就由贵族门阀政治，走向了“贵族+精英”联合统治的模式。这个模式运行得好的时候，就是中国的治世。他们或腐败或内斗的时候，就进入混乱。
三四十年的治世，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少见。能不能让时间再长些，真的是难说。
中国真正已经到了“往回头看没有先例，往周围看没有伙伴”的时刻了。只能自己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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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討論，首先確定討論的問題。
海博和Bill-chen兩位，討論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改革（近幾十年發展）的動力是什麼，是來自政府（官僚體系、執政黨），還是來自民間。第二個問題是，改革（發展）的路徑是什麼，是學習西方還是回歸傳統。
先談第二個問題的看法，正如鄧小平説的，能抓老鼠就是好貓，我以為當局並沒有在兩條路徑上，規定了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各取所需。肯尼迪學院和新加坡培養的大批高級幹部，包括領導人的出訪調研，說明學習西方一直存在，甚至中國是學習美國管理制度的優等生。同時，中國也學習傳統，文官制度是中國首創，監察制度也是古代就有，兼收並蓄，不奇怪。當然，出於意識形態，民族自尊心考慮，宣傳上突出中國傳統，也可以理解。
第二個問題，改革動力在哪裡，每個政府都高估（美化）自己的功勞，中外同理。當然，政府作為守夜人（市場經濟下），維持秩序；在現代科技條件下，集中資源攻關；在重大問題（危機）時，處理問題；這些政府的重要作用，不等於直接推動經濟發展。雖然，中國有許多地方政府（甚至中央）直接下場搞經濟（領導經濟），可是這並不說明政府推動了經濟發展，就像您在電梯做俯臥撐並非電梯上昇的動力。事實上，地方政府的插手，往往是浪費、失敗的原因，比如天津的新區，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開發區、產業園區。人們常常詢問浙江經驗，其實很簡單，就是政府少管，讓民間經濟自己成長。沒有一個經濟體是領導人規劃、指揮、建設出來的，都是人民群眾的創造，作為馬克思主義薰陶下的中共領導人，不會不知道這個，當然，貪天功為己有人人都會，不過，這不代表心裡不明白，更不代表客觀規律無效（人民群眾、科學技術、生產方式推動歷史發展）。
誠然，中國經濟發展到如今地步，學習他人、古人的餘地越來越少，新的增長點在哪裡？按照馬克思理論，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可以解放生產力；人民群眾的創造力爆發出來，也是很大的動力。我想，中國當代領導人，面臨的就是這個歷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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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最近刚刚读过一段，与你分享。
汉武帝改宗儒学，弘扬礼教，似乎是中国传统的一大转折。然而“汉承秦制”不说，汉承秦法尤值得重视。如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武帝以后汉法仍依秦统，反宗法的大共同体一元化色彩甚浓。而儒家有系统的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
由魏而唐，中国的法律发生了急转弯，以礼入法，礼法合一，法律儒家化实际上是社会上共同体多元化的反映。宗族兴起，族权做大，从魏晋士族一直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宗主都护制，参与社会治理的精英主流也有秦汉时为皇上六亲不认的法家之吏变成了具有小共同体自制色彩的“贤良方正”之辈，直至发展为宗法色彩极浓的门阀士族。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表里皆儒”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一个大一统帝国解体，进入领主林立的时代。
从北魏孝文帝废宗族都护制而立三长制（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直到唐宋帝国复兴，中国又出现了“儒表法里”的复兴，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传统，并加劲延续到明清。
由隋至宋臻于完善的科举制，是这一时期“儒表法里”的一大制度创新。从考试内容看，有明显的儒家色彩，其实依然是把能人垄断于掌握之中，它与以“耕战之功择吏赏赐”的秦法之不同，仅在于测量方法不同而已。表面上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好像是有点贵族政治色彩（就是你说的贵族+精英），实则科场的严密防范是以人性恶为前提，巧妙的八股程序设计，与其说是道德考试，不如说是智力测验。把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变成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实则乃儒的吏化。依然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才有唐太宗哪句名言：天下英雄（不是精英）入我彀中。
因此传统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风马牛不相及，它已随着大清的灭亡而覆灭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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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您的观点，条理很清楚。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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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得都不错。最后一段完全不能同意。
当代中国社会的维系，并没有突破传统伦理和制度的约束。一千年前的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找门路”，现在大体还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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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年发生了重大变化。遇事找人摆平已经几乎退出了选择范围，改变不是五年前就开始的，而是很早就在酝酿。我因为还没有退出社会实践，因此我是第一手信息源。这就是洪教授所言之变革，或许缓慢但“日拱一卒”也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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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连续写出三篇如此深刻的雄文，功力了得！谢谢！向您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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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變化能否secured，成為不可逆的變革。現在來看，還不確定。希望當權者能抓住這個窗口期，在行政層面用專業的法制來代替人治和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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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傳統的標準，西方文明的標準，都不足以解釋、解決今天中國的崛起，簡單地回到毛時代、農業時代論，以致於什麼低人權優勢論，雖然很容易流傳、接受，但不是真正的事實，沒有洞察出中國及世界正在演變內核。
中國的力量，不是當年德日所比，對人類的傷害或貢獻力量，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很多觀察，我還不能下結論，還有很多困惑，看大家的討論，很是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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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同意您关于改革（发展）路径选择的论述，学习西方还是回归传统，当局的态度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兼容并包，采取实用主义路线。
但您对改革（近几十年发展）的动力的论述，我不能完全同意（仅针对近几十年中国发展动力的客观描述的不认同，而非本人的价值取向）。我们都知道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谁掌握了资本，谁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引擎作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资本大多集中在政府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没有民间资本的存在。政府不但扮演着您所说的“维持市场秩序、集中资源攻关重大科技、重大危机处理”的角色，更是直接下场搞经济，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虽然有些并不直接表现在政府直接投资上，而是以国有银行放贷的形式注资，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到了后期，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依然相当重要（如大基建）。浙江的成功经验，也是建立在改开后的对外贸易中迅速积累的民间资本的基础之上，这一历史机遇和成功案例在其他地区不可复制，绝非“政府少管”就能解释的通的。虽然像天津以及全国各地的开发区、产业园这样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但依然无法否定过去几十年政府作为主要发展动力的事实。
当然，如今的现状是，这种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局必须把主导权交给民间，“如何交权”成为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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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体制独树一帜，是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一党独大统治下的帝皇体系。国家的政权固定由一个政党所把握，领导人和执政党的地位相对稳定。40年来，政治体制没有公开改革，改革悄然发生在官僚机构内部，通过改革官僚体系内部的基本功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保持政治体制不发生威胁到执政安全的结构性改变，一党制依旧坚如磐石。改开40年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每走一步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认为最安全最合适的调整，基本要求有两个，往前走，不淹死。前行的力量来自于民间和政府各自的原生态动力合股。40年来，官僚机构实现的功能性优化改良，这种变化不是体制制度意义上的变革，但是非常实用，在功能上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官僚机构改革也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却意外收获了政治体制改革所期待的经济成果，这就叫殊路同归。观察到，40年来经济发展科学进步离不开学习西方，同时政治稳定民心拥党离不开回归传统。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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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很到位。对于最后一句的结论我有点不同意见。最近几十年，学习西方实际上是压倒性的主流，而并没有发生传统的回归，几乎在任何一个可见的方面，都没有。因为传统中国的社会以及经济管理模式和现代文明几乎完全没有关系。
最近几十年，发生在南中国和东南中国的宗族小共同体复兴，也和大部分时期里的传统，表现不一致。如果说有一点点复归，我觉得是古儒学提倡的“仁”、“民贵君轻”和“天下为公”等思想得到更多的社会实践。
而统治官僚体系的法家特点，包括厚黑学依然随处可见，我认为还是传统的惯性在作祟。也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包袱”。
郭嵩焘，陈兰彬、刘希鸿、容闳等人西行归来所说的西人要仁比咱们仁，要公道比咱们公道的情势，在今天的中国正在逐渐开始逆转。
完全不是说：他们没问题。而是说：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和传统基本无关。他们说“有关”，恐怕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说的”。
个人意见，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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