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蜂狂舞的亂彈

其實,看馬克思的前期文章,就是一個極具人文情懷的人道主義者,早期从新聞自由,窮人生存,開始探討社會問題。

他的第一個系統性的觀點,是異化理論,人創造的事物,本來是為人服務的,結果控制了人,這就是所謂的“物化”,“異化”,典型的東西就是商品、金錢。

从研究人類歷史發展,馬克思發現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發展,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

从人道主義出發,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从細胞-商品入手,構建其理論大廈。初期,他从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中,發展出賸餘價值理論,以為找到了破解資本主義的密碼。然而,隨馬克思研究的深入,其價值理論碰到了不可解決的矛盾,勞動決定價值与市場決定價值的衝突無法處理,以至於資本論最終沒有完成。後來恩格斯根據馬克思手稿完成的資本論,很難説就是馬克思的觀點。

馬克思晚年的主要思想都獻給了資本論,其他方面的著作不多,也未必特別用心。人們説的馬克思主義,有許多是恩格斯的觀點,而恩格斯作為一個杠精,許多觀點是比較片面的。至於列寧主義,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控制朮,“群眾、階級、政黨、領袖”,从名稱上就可以猜出理論內核。

而在我們課堂上講解考試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東西是斯大林的思想,比如教材“馬克思主義哲學”,其來源是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統編教材“聯共布黨史第四章第二節”,再往前是恩格斯和列寧的兩篇文章,馬克思的思想很少。

説那麼多,是想告訴大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思想都不全是一回事,我們的教材編寫者有幾個人研究過這些人?説的不客氣,中國的這些意識形態理論,當年完全照搬蘇聯,从俄文翻譯過來,連馬克思的德文(馬克思寫過資本論法文版)都不懂,這些人懂什麼馬克思主義?站在課堂上的講授者更是摸不著邊了。

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其思想能夠在二十世紀掀起席捲世界的浪潮,有深刻的歷史原因,也有深邃的思想探索,許多人借這個主義幹壞事,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問題,。當然,作為將近二百年前的理論,与現在的世界不一致,那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看待這個理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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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杜先生入驻六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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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东邪老先生,改日作文和您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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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希望早日看到您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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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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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音先生你好,好久没联系了。昨晚刚刚看了《县委大院》的最后两集,内容恰恰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从电视剧反映的具体实例中看,符合您讨论中的一句结语“政府的本意是好的”。

这部电视剧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政治寓言剧,几乎可以把县委主要成员的角色都想象成某人本尊在亲自操盘基层治理,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回避现实问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摆出来,他自己在亲力亲为的告诉大家下一步基层改革的操作蓝本。政治领袖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问题,并且(和幕僚)思考解决问题,历史上的有为之君不乏其人,写尽细则的朱元璋和善于调查研究的毛泽东都是,可惜都不用等到“人亡政息”就已经“黄腔走板”了。

从电视剧最后两集传达出来的信息看,整合农村土地的解决方案考虑的已经非常清楚,确保“每个农民在实利上不吃亏+确保土地整合成功”是"既要…又要…"的并列目标,完全可以确信,凭借强大的执行力,完成这个目标不在话下。这个目标已经避免了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尺蠖现象”,农民们一定会比下岗工人“大不了重头再来”的悲壮情况要好很多。但是:我没有看到“程序公正”的哪怕一点点影子,解决土地流转的基层策略还是:亲情牌、钉子户多给点、讲大道理、持续强调个人与集体获利的美好前景等等。但是基层干部完成任务的KPI是有要求的,他们既不会有时间也不会有平台资源去解决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实际困难(电视剧只是理想化了的展示方式),而在电视剧中农民们也没有提出当自身利益收到伤害,现在(可能会好点)或者未来(强势资本可能性很大的会与农民发生纠纷),他们能依法保护自己权益的内容。如此看来,土地规模化经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后,当农民的权益被摊薄以及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平民的生活后,权臣、贵戚、强藩、恶吏的美好时代是不是可期了呢?

在您给出“我的本意是好的”!这个结语前,您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前置说明:中央意图再好,如果没能力建成有效的督察地方政府的机制、不清楚改革具体实施情况怎么样、改革红利落实不到群众身上,就没资格为自己叫屈。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这两集(我相信关心中国政治未来的朋友,都会看),您觉得他们有什么具体政策的考虑去保证在未来变革中:使得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在“公平规则”的引导下参与这个过程。从而避免权臣、贵戚、强藩、恶吏的又一次瓜分盛宴!

我一直以来都十分佩服您对政策的解读能力,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您是否又有思考?以及可否与我们分享您的思考。谢谢仲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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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明鏡

我与明鏡,与何頻先生結緣,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彼時,大陸人剛剛開放出境,香港澳門是封閉了三十年后,人們首選的透氣口,電器、化妝品、書刊是最受歡迎的東西,記得當時的期刊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頭條何頻先生的文章(以其他筆名發表)。

何頻先生的文章,專注分析大陸政治,其研究方法獨樹一幟,以政治人物的履歷、社會關係、環境、體系中的地位作用等人生要素為基本框架,把體制中的人作為研究對象,進而判斷這些人的行為模式。這完全不同于其時分析大陸政治的各種流派,他們把共產黨當做鐵板一塊,認為領袖是這個組織的唯一意志來源,黑箱政治就是死水一潭,以為从概念上把握就能夠完全理解中共(這種狀態至今改變不大)。

那些洛陽紙貴的雜誌,有價值的其實也就是頭條何頻先生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極具價值的信息、觀點,當然也有許多散漫的想法、觀點,有點類似於現在的“點點今天事”,看上去鬆散,內藏機鋒。我的感覺,作者應該是四五十歲,有相當閱歷的中年人,根本想不到,那麼老辣的文筆,敏銳的分析,出自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屁孩。

我的印象中,真正奠定何頻先生江湖地位的是“中國太子党”,一本書,一個概念,厘清了當代中國的權貴階層,也埋葬了這個階層的政治企圖。在那個年代,互聯網還沒有普及,一張紅二代太子們職位名單,私下流傳中國多年,給人以觀察中國獨特且更有故事價值的視角。

以後,明鏡出版集團,多維网,都是何頻先生事業的亮點,不過,我与何頻先生的交集,也僅僅衹是先生出版的那些書籍,也有某次香港回大陸,被查扣幾千元人民幣購買的明鏡出版物的經歷。

紙媒時代的“禁書”,網絡時代的“多維網”,總是勇立潮頭的媒體人,註定在視頻媒體時代要折騰點事,於是出現了“健身教練(郭文貴)事件”。

這個時期,何頻先生似乎開始進入半退休狀態,多維網送人,紙媒出版收縮,遊山玩水,好不快活。某一天,何頻先生和他的好基友、好搭檔陳小平先生,用他們的手機,發佈了第一個視頻節目“今天我們心血來潮”,開始了明鏡集體的視頻時代,也開啟了“點點今天事”的歷史,從此,我基本上一集不落的參加了何頻先生的普通話培訓班,到今天落下一听到字正腔圓的中央台聲音,馬上汗毛豎起的後果。

彼時的健身教練,還沒有開始健身,他流轉于海外各中文媒體之間,請求哪個媒體能給他一個驚天爆料的機會。可是,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土老闆看不起沒有興趣;中文媒體,或許是對教練的過往歷史,或許是對炙手可熱的中國二號不敢得罪,也不接這個活。教練非常焦慮。

於是,就有了明鏡作為媒體平臺,以訪談的形式,發佈了教練的驚天爆料。此前,教練輾轉于海外各個媒體,幾個月一事無成,毫無反響,明鏡訪談一發佈,頓時成為現象級事件,直到美國之音斷播門,教練爆料轟動全球,明鏡視頻節目一夜爆紅。

教練与川普有許多共同點,私德有虧,語言行為粗俗,極具表演天分,有很好的鏡頭感,感染力(蠱惑力)很強。就像一個好廚師,即使原料有限,也能給你燒出美味。更何況,教練確實有料,馬建、傅政華、王岐山、海航等等,都是多數中國人聞所未聞的,在明鏡的加持下,強強聯合,教練和明鏡都成為華人關注熱點,何頻先生在視頻媒體時代又成為聚焦中心。

川普的大嘴巴,既是其成功的原因,也是其風險所在,教練也是。熱衷于媒體寵兒的教練,或許是被轟動的新聞效應沖昏頭腦,或許是原來的計畫目標就太高,走出一條非常怪異的公開以反二把手向一把手表忠心的戲碼,讓人覺得政治操弄痕跡遠遠超過其經濟訴求,另外,初期爆料后,教練為維持熱點而許諾的核彈級大料水分太多,疑惑開始產生。

在這個轉折點,明鏡開始轉身,也或許,明鏡的轉身導致轉折點出現。總之,明鏡的平臺不再為教練發佈,教練也有了自己的陽臺、甲板發佈會,走向自媒體健身之路。

明鏡与教練的合作分手,是明鏡視頻媒體時代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和考驗,點點的訂戶數減少恐怕超過一半,何頻先生受到兩方面的夾擊。明鏡發佈教練專訪時,人們質疑,教練作為權貴白手套,私德有虧之人,眾多華文媒體將其拒之門外,明鏡為什麼給他發佈?這是否喪失底線見錢眼開?當明鏡与教練分手時,另一邊群體的反應更加激烈,許多聽眾認為:即使教練造謠,出於反共大目標,應該理解包容,支持其繼續在明鏡發言,不幫助教練就是中共海外分支。我們知道,無論是海外華文媒體的海外受眾,還是翻牆出來的國內受眾,政治異議者是主體,明鏡得罪了這些人,就是得罪多數,就會失去大量支持者,明鏡視頻媒體在一段時間非常艱難。

明鏡點點的第二次重大考驗是川普四年。隨著川普執政的展開,其不靠譜、無厘頭,尤其是破壞民主政治的行為越來越明顯,何頻先生的憂心和警惕也在點點中逐步表現出來,這就引起何頻先生与其支持者的第二次分裂。海外華人,鑒於其移民身份,政治光譜偏向於民主黨,本來是理所當然的,可是由於川普在競選中特別強烈的反中共態度,吸引了多數八九一代的中老年華人,他們也是何頻先生同代人,親朋好友革命戰友,在川普反中共的旗幟下他們成為川普支持者。而當何頻先生對川普越來越警惕,批評越來越多時,分裂就產生了,這一次失去的支持者雖然不如教練事件,可是有刻骨銘心的痛。

第三次就是新冠病毒問題。本來是一個科學問題,何頻先生也一直當科學問題与人討論,可是潛流底下或許依然還有政治問題。目前感染人們的新冠病毒是天然的,還是人工合成的?主流科學界一致認為是天然的,可是網絡上許多人認為是人工合成的,更少的人認為是中國的實驗室合成后洩露出去的。合成説的支持者,並沒有可核實的事實證明其觀點,衹是以邏輯上“不能排除”可能性作為其論據,這種詭辯手法是方舟子長用的,以“可能性”偷換為“必然性”,以“莫須有”代替“有”,本來不值得討論。可是,合成説的支持者,在得不到科學支持的情況下,再一次用前人用過的政治化、汙名化手法,攻擊何頻先生認為新冠病毒天然説,就是爲中共洗地,就是包庇中共,把科學問題政治化。這次爭論,雖然失去了一些支持者,可是已經影響不了明鏡受眾的基本盤了,衹是,以為病毒話題被油管賦黃標(大陸的健康碼跳碼学的是油管?),一段時間明鏡失去了廣告收入,生死存亡系與一線。

何頻先生陷於紛爭中,常常被人以政治性解讀,什麼江派代理人,大外宣,上海局,洗地(有一陣何頻先生天天在點點題頭上頑強的聲明“想點就點,想洗就洗”),二十年來,一部分海外的紛爭,常常以抓特務的鬧劇翻臉絕交告一段落,足見階級鬥爭的餘毒流傳之廣,沉積之深,回想起來總是讓人唏噓不已。

第四次紛爭是俄烏戰爭。戰爭一開始,作為人所共知的和平主義者,何頻先生就持堅決反戰的態度,認為祇有談判才是解決國家紛爭的唯一途徑,二十一世紀了,不應該通過戰爭解決糾紛,也不能夠通過戰爭徹底解決紛爭。本來這也是類似常識性的命題,但杠精們永遠能从另一個角度挑刺,你説政治他説道德,你説道德他説正義,有人就把何頻先生的觀點歪曲為要求烏克蘭投降,他們站在道德高地審視何頻先生的談判呼籲,把他扣上綏靖主義的大帽子,好在這一次的紛爭沒有階級鬥爭化,流失的支持者也不是太多,衹是個別多年的受眾居然就此翻臉,不僅讓人困惑。

花了那麼長的篇幅回憶過去,本人的興趣在於,這些紛爭,恰好反映出媒體人常常困惑的問題,比如,事實与觀點的關係,言論自由的界限,等等,明鏡何頻先生經歷的這些風波,是一個極好的教材。

在健身教練事件中,紛爭的焦點是:媒體能否給爭議人士(壞人)以發聲機會?不完全準確的事實媒體是否有權發佈?事實和立場上,能不能為了立場,放棄(放鬆)對事實的要求?媒體人能否認同,或者共同參與,用謠言攻擊壞人?新聞從業者(媒體人)能否把對“正義”的追求置于對事實真實性的追求之上?

在川普問題上,實質性的爭議其實也在這裡,即使是正義的事業,能否用下三濫的手段達成?能否用歪曲事實來煽動群眾達成崇高的事業?真實是不是媒體人的生命線,為了正義能否放棄這個生命線?

病毒合成問題上,爭議的焦點是,什麼是事實,沒有得到證實的可能性是不是事實?已發現的事未必真實,未發現的是未必虛假,二者在認識中是否等價,區別何在?

俄烏戰爭問題上,國際政治現實与公平正義的關係,利益考量与道德要求,普世價值理想与叢林法則的現實,生命至上還是正義至上?兩個方面如何取捨,如何調處?一些人用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根本無法思考如此複雜的國際現實。

明鏡就像一把篩子,何頻先生天天點點,反復的篩選,得出把事實,現實,真實,放在首位的思考者,或者是願意成為這樣的思考者,大家聚集到六度電報群,匯集在一起,也難怪他沉迷于六度,不務正業了(他説六度才是他的正業)。

明鏡還在發展,何頻先生還在開拓,相信今後的故事會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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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全國土地商品化(城市土地出讓已經是商品化了),一些人已經認為是趨勢,二十年前,我曾經請教過高層智囊,十幾年前看到高層有調研,總之,似乎遲早會實行。

至於重大政策推出的意圖,所謂的“本意”,要从政策覆蓋的程度,从政策推行者的角度看,籠統的説人民利益什麼其實沒有意義,長遠利益都是好的什麼的無法驗證,長遠看人都是要死的才正確。

政策推出來首先是對政策推動者有什麼好處?其他的說法都是耍流氓。

土地商品化,對政府有什麼好處?

一,政府的大量資源(土地)有了價值,財富天量增加。二,人民幣發行之錨確定。三,政府債務有了抵押品。四,農民財富貨幣化(過去的土地產權不完整,沒有貨幣化),國內市場流動性大大增加。好處還有許多。

阻礙也很大。除了意識形態阻力(資本主義复辟),地方政府利益受損(目前土地實際受益被地方政府所有,土地商品化后中央為主),等等。

要知道:中共真正戰勝老蔣,秘訣是土改,是把地主富農的土地沒收分給農民,是歷史上最深刻、廣泛的財富重組,才導致政權更迭。土地制度的再次變革,肯定會產生巨大的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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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短了,这个问题如此深远复杂,所谓深刻的社会变革,那不正是百年未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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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革命),無論怎樣重視,都不會高估,臺灣經濟起飛離不開,印度經濟被制約也有此因素。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下,根本不可能,祇有轉型社會,才有這種彎道超車的可能,土地改革完成后,把私有產權徹底鞏固,社會有穩定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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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的可靠性

田班長教導我們,討論問題,必須先讓對方心態平和,就是俗話的拍馬屁。所以,正文之前,先拍馬屁,一般網友這部分可以跳過。

初識(網絡上)馮勝平先生,是他的黨主立憲,當時一听就極其反感,還搞一百年前那一套?好幾個同學、朋友興致勃勃弄的零八憲章,我就覺得不怎麼樣,估計老馮也沒啥新花頭,就沒去看。在明鏡節目中,尤其是草地密電等黨史研究,領略到馮先生的風采,我本人二十年大學課程教師經歷,二十多年的律師經歷(沒錯,我是兼職律師。沒錯,吹捧別人的最終目的是標榜自己),不得不嘆服馮先生的文采,我如果有這樣的文采就完全能夠達到中國頂級庭辯律師高度。馮先生的文采,思維的邏輯性,有極高的感染力和說服力。

海博是本群中我非常敬重的網友之一,智商、人品毋庸置疑,卻對老少通吃,尤其作為中老年婦女偶像的馮先生,頗為不恭,自命馮黑,相信沒有個人恩怨的前因,應該有合理的理由。在這裡,有理科思維對文科思維的不同模式,也有三觀的不同,給我很大的興趣觀察、思考。

何頻先生多次表達過,他与馮勝平先生的觀點,在許多方面有區別。今天,何先生提到“有些事,缺乏可靠的資訊,光靠邏輯不行”,提出了研究問題過程中,邏輯的作用問題。而重視,甚至依賴邏輯,是馮勝平先生研究的基本方法。如此,如何看待邏輯在思維中的作用,作為我一個階段的思考作業,給大家彙報一下。

以下是正文。

邏輯和語言,構成人類思維的主要工具,沒有邏輯,人無法思維。我們的每一個判斷,都是邏輯推論的結果。

人人都會邏輯思維,但不是人人都會正確的邏輯思維,實際上,人們的錯誤決策,往往是錯誤的邏輯思維的結果,甚至,有時候正確的決策,也並非因為邏輯思維正確,而是瞎貓碰到死耗子。所以,正確運用邏輯,是科學思維的重要條件。

邏輯学的一個基本原理是,真實的前提,正確的(邏輯)推理,一定能夠推導出正確的結論。這個原理的逆命題同樣成立:虛假的前提,錯誤的推理,不必然推導出正確結論(也不必然導致錯誤結論),或者説結論的正確率和擲色子差不多。

這就是何頻先生説的,缺乏可靠的資訊,光靠邏輯不行的一層涵義,資訊不可靠或者虛假,邏輯就失去前提;另一層涵義是,資訊沒有或者不夠,缺乏材料,邏輯推導也無法進行(比如,歸納推理,就需要足夠多的觀察對象,具有同樣情況,才能得出這類對象都有某種情況,樣本不夠是容易出錯的)。

社會科學中,最頭疼的恰恰就是這個問題:邏輯推導的前提是否真實?你當做推理前提的樣本是否反映了事物的全貌?假如這兩個問題沒有解決,推理結論的正確性是不能保證的,而假如不能保證正確性(即結論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即便是大概率),這個結論的科學性就和算命差不多。這一點上,海博是正確的。

社會現象中,事實太難確定了。所謂的社會現象,由人的行為構成,由人描述記錄,太多的主觀性,同樣的現象有太多的表述,什麼才是事實?或許,這就是何頻先生説的,小說比歷史真實,至少,小說的描述与作者的想法是吻合(真實)的,小說的描述与受者的感受是同樣的、真實的,而歷史的記載与實際發生的事件未必(往往不是)相同,那麼,根據這種未必真實的前提,推導出的結論,就是不可靠的。

第二,邏輯的適用性。就是你把分析的對象,放到邏輯的框架中研究時,是否放對了框架?或者説,是否遵守正確思維的第二個原則:推理是否正確,是否符合邏輯規則。比如,何頻先生在俄烏戰爭中被誤解,對方常常犯的一個邏輯錯誤就是:你支持烏克蘭嗎?你不支持烏克蘭,就是反對烏克蘭;你不支持烏克蘭,就是支持俄羅斯。這種非黑即白的,簡單化,二極管思維,也是典型的邏輯錯誤。

邏輯学的規則中,矛盾關係中必有一真,反對關係中必有一假。如果,我們把兩種關係混淆了,推出的結論就不可靠了。上面,支持烏克蘭,与反對烏克蘭,兩者是反對關係,不可能兩者同時具備,但可能兩者同時不具備,可以既不支持,也不反對。支持烏克蘭与不支持烏克蘭,才是矛盾關係,必居其一。另外,不支持烏克蘭,就是支持俄羅斯,犯的也是同樣錯誤,兩個反對關係(支持烏克蘭和支持俄羅斯),可以同假,可以兩個都不支持。

第三,人与事件的交互性。自然科學中,研究的客觀性,
表示的是如實反映事物本來面目,研究者的研究不干預事物本身。可是,這個原則,在量子狀態下,無法得到遵循,因為,研究者的研究、觀察,就改變了事物本身,衹要成為人的研究對象,事物就被觀察者“污染”了,不客觀了。同樣的道理,索羅斯在股票市場的研究中被發現(反身性原理),股市雖說是經濟晴雨錶,所謂的基本面決定股價,可是如果大家都看好,都買進,基本面還是那個基本面,可是股市就真的好了,也就是說,人的行為會干預事物本身,改變事物發展軌跡,或者説就是事物的一部分。

而人是具有意志的動物,意志的底層,或許有物質支撐,或許歸根結底被物質條件決定,可是,某一個行為,某一個決策,是無法確定的,無論是所謂的理性人假設,符合邏輯的行為方式,都衹是研究者的哲學性的探討,据有在哲學高度的正確性,在具體實際生活中不足為據。

其實,說到底,邏輯確實是值得信任的,問題還是人,運用邏輯的過程中,如果出錯,結論依然不可靠,這不是邏輯的問題,而是説,我們運用邏輯思維時,必須十分小心,避免因為事實認知或者運用邏輯時出錯。

社會科學中(假設有社會科學),使用邏輯方法的複雜性還在於,人的行為模式,即使有其內在邏輯主導,每個人的行為邏輯(邏輯展示出來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們在社交媒體上,一個人對任何人,任何人對一個人,都可以有無數的不同意見,批評他人總是容易的,然而卻常常不起作用,毫無意義,因為,祇有上帝的評判才有意義,每個人的評論祇有在他自己那裡有意義有價值,在他人那裡的價值完全是由他人決定的。反思馮勝平先生的黨主立憲,以第三者的觀點評判,或許有種種的問題,但是這個觀點的價值,除了上帝以外,祇有馮先生本人,与文章的接受者黨中央,這三者的賦值有意義,其他人的價值判斷,其實毫無意義,就像我對可樂的熱愛、高賦值,對其他人毫無意義,沒有人關心我的這個賦值一樣。

社會科學(假設是科學),除了事實判斷,離不開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的多樣性複雜性,遠遠超過事實判斷,也就遠遠超過我們討論的,邏輯能夠幫助解決的範圍,因此,面對社會問題,邏輯應該更加謙卑。不過,這又是另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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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同意您這個觀點,相比君主制(您用帝王制),肯定是共和制更優秀。

首先,討論的命題要界定,咱們討論的是羅馬共和制和此後的羅馬帝國君主制的問題,不是把羅馬君主制与現代共和制比較。

其次,羅馬的共和制之所以被君主制代替,元老院的集體領導之所以被執政官篡權,執政官成為獨裁者,有歷史的必然,也就是共和制已經不適合當時的羅馬,已經成為沒落沒有前途(落後)的東西。

第三,歷史的發展,有必然的趨勢,也有偶然的展現,作為科學研究,重點是趨勢問題,也給偶然留下空間。馬克思認為歷史前進的同時,從來沒有否認偶然的倒退,可是如果用偶然的倒退否認歷史發展是前進的趨勢,或者否認歷史趨勢的存在,虛無主義,歷史科學也是沒有存在必要了。

第四,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把生產方式進步認為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出來沒有以時間綫的先後來判斷先進落後,反而認為這種時間判定的方式是機械論的。

第五,馬克思研究歷史的落腳點,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試圖發現人類歷史運行的軌跡,不是小孩子爭論哪個制度更優秀,歷史上制度代替的原因(必然性)是人類更值得研究的問題,哪個制度更優秀是上帝的問題,優秀與否這種價值判斷不屬於科學探討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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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官員的特點

二十大的最大看點,或許是李強任總理,以及浙江官員的重用。這個話題成為輿論熱點是正常的,不過,許多評論者熱衷於分析,為什麼用浙江官員,該不該用浙江官員,用上帝視角、老大視角解讀,有點自作多情,站位過高了。我想,如何瞭解這些官員的特點,一批這種官員執政有什麼效果,似乎更值得討論。

浙江是我一輩子生活工作的地方,工作關係也多次作過調研,基層幹部接觸面曾經相當廣泛,四十年來,一直思考一個問題,浙江成功(姑且那麼説,有些人不同意)的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想明白了,浙江官員的特點也就出來了。

改革開放前,浙江的經濟狀況,物質條件,是全國倒數的,浙江的發展,並沒有一個好的基礎。

自然條件方面,過去説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現在説七山一水二分田,或許是荒地大量改造的成果),資源貧乏,除了杭嘉湖平原的魚米之鄉(農業社會的富裕,工業社會,尤其是工農業剪刀差的中國,糧食產地並不富裕),浙江“七山”的大部分地區,非常貧困。1975年秋,我參加工作隊,汽車下車后徒步五十幾華里山路,住當地山區某村民兵連長家,他家在該村生活條件上層,可是我們打地鋪住他家一個星期,吃的就是玉米粒煮熟作飯,每餐兩個菜鹹菜和醃蘿蔔(沒油),他家就是沒能力招待我們這樣的貴客,最珍貴的半水桶谷子是過年的食物。

浙江的交通極其不便,後來才有全國第一條民營鐵路:金溫鐵路(後來政府收購成為地方投資)。計劃經濟時代,浙江極少有國家投資的大企業。這種狀況的原因,或許是,浙江福建是所謂的東南沿海,隨時準備打仗,而那時候的打仗一定程度上是抵抗國民黨“反攻大陸”,浙江是戰場的定位,而非進攻前沿。

浙江的交通不便延續幾千年,浙江人就是典型的南蠻子,語言區別非常大,一個縣內都可能語言不通,統治浙江的山東南下幹部(四九年山東南下工作隊按縣對口接管浙江)極不適應。

魚米之鄉的浙江,南宋古都,歷來不缺文人墨客,戰亂時代浙江的山高水惡,也是文人逃避戰亂的棲身之地。因此,浙江既出文人,也不缺勇夫,紹興師爺名滿天下,而戚家軍的主體也是浙江義烏人,倭寇的主體是浙江台州人。如此,浙江的刁民,或許就特別多,以至於金華浦江縣的縣誌都記載當地人“好訴訟”,鄉民械鬥在浙江司空見慣,官府也衹能以安撫為主,比如金華過去下轄湯溪縣,建縣的初衷就是解決匪患。

計劃經濟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個體經濟被嚴厲打擊,農民哪怕自己家的雞蛋,也不允許私自出售,必須給供銷社收購,否則就是投機倒把,沒收罰款甚至坐牢。這樣的年代,金華卻有個“小碼頭”自由市場,全國聞名,這裡不但有蔬菜、其他農產品,甚至有大米(這是嚴格控制,統購統銷物品),還有糧票、布票等等票證,全國獨家。當地政府也打擊,可是所有老百姓都幫助這些做生意的,管理者防不勝防,衹能驅趕式管理(現在許多城市的城管對方攤販也是這樣)。

或許,在任何時代,對於落後蠻荒之地,政府的要求就是不出事就行,不要求管控徹底、到位,留有餘地,不要官逼民反,這些管理空間,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機會。所以,即使是浙江,最先發展的並不是物質條件更好的杭嘉湖平原,反而是天高皇帝遠的溫州、紹興、金華、台州,杭嘉湖反而是相對緩慢的區域(杭州依靠省會地位以及阿裡巴巴才上臺階)。

浙江的經濟數據不是最好的,尤其是總量。最大特點是,老百姓的經濟水平差距不大,貧富懸殊不大。這個原因,和民風相關,也与官風相關,浙江人不服管,不願意久居人下,寧做雞頭不做鳳尾,衹要有可能就自己做老闆,因為拿不到政府資源,就衹能做小老闆,因此形成遍地小老闆,極少大企業的情況(這也是後來所謂的浙江模式被人詬病,理論界地位不高的重要原因)。

一些人對浙江不瞭解,人云亦云,想當然的認為,浙江的發展,走私、假冒偽劣賺了第一桶金,然後作為原始資本開始加速,網絡上這種觀點很多,鮮有浙江人出來辯解,因為浙江人喜歡只做不説,今天順便解讀一下,如果有人杠就是你對。

改革開放初期,浙江溫州沿海,確實有走私現象,瑞安就有(沒錯,就是總理家鄉),手錶、錄音機、摺疊傘,溫州漁民用銀元換臺灣港澳漁民的商品,規模、時間、範圍都有限。後來,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也曾經比較猖獗,一個笑話説浙江省長的假褲帶被崩斷了,導致浙江領導痛定思痛,在杭州市中心學習林則徐銷毀假冒偽劣產品。可見,這種情況衹是發生在溫州局部地區,時間也不太長,遠遠沒有成為全省的經濟現象,沒有全省影響力;其實,當時的福建、廣東沿海,都有類似現象,這並沒有影響福建、廣東全局性的經濟;第三,八十年代第一批“先富起來”的吃螃蟹者,往往是社會邊緣人物,這些人在此後的經濟浪潮中,基本上都是犧牲品,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現象,今天的中國(浙江)經濟主體与這些人沒有實質性的聯繫。

何頻先生説的對,浙江人骨子里就是市場經濟,靠自己,搞不了計劃經濟。浙江官員就是安分守己的事物官,本分老實勤勉,沒有遠大理想,能做官不錯,做小老闆也舒心。

這就是我眼中的浙江官員。

浙江大批量的民營經濟發展,是浙江經濟的真正密碼,而這種小、亂、差的混亂局面,是政府很難管控,甚至也很難支持幫助的,結合浙江人的桀驁不馴,聰明的官員就是“少作為,少折騰”,衹要不出事就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樣,客觀上就成為一個“小政府”,給市場經濟創造了條件。

講到這裡,就涉及到對官員能力的評價。大家都説,浙江的官員沒能力,浙江人也這麼說,被提拔的浙江官員不見得有多少能力,可以比較的是,習當年在浙江也被認為沒能力。什麼叫有能力?一般的觀念是,有作為,有創意,做大事,這樣的官員是有能力的;維持秩序,自由放任,是沒有能力的。前者的典型就是朱鎔基,汪洋被認為有能力也是當年安徽銅陵的改革,“棒冰理論”,廣東的“騰籠換鳥”,李克強的“萬眾創業”“互聯網加”如果成功也是有能力。包括現在的房地產行業,也是那些有能力的市長書記們“經營城市”的成果。作為政府与市場的關係,究竟是政府干預多一些好,還是少一些好,可以討論,不過,浙江的經驗(特點)是政府管的比較少,老百姓自己做主(經濟活動)比較多,或許在經濟低水平階段是有效的。

浙江官員低調、務實,因為浙江人就是這樣,高調、浮誇者不適合這個地方。浙江官員比較親民,因為浙江百姓比較強悍。浙江官員善於處理複雜問題,因為浙江人利益主體複雜。浙江官員沒有大氣魄、大格局,因為浙江地方小、企業小、地位低(習以前)。浙江官員沒有國際視野,因為地方官的職責是眼皮下的一畝三分地,國際視野是中央的。浙江官員能力弱,智取優於強攻,或許与老百姓有更多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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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概念不是天然正確的

大家經常討論到民主,藉題發挥一下,請各位批評。

有一定年紀的中國人都關心政治,隨隨便便就能説个一二三,這是言論自由。可是如果要認真討論政治,還是需要對基本概念有基本認識,基本概念錯誤的思維,就像基礎不牢的地基上造房子,非常危險。而基本概念有不同理解者之間的討論,無非是雞同鴨講,毫無成效。

可是政治中一些大詞,因為重要、基本,大家的理解經常不同,因此討論之前必須厘清。比如道德,公平,正義,穆斯林和基督徒有不同的定義,公平有起點的公平与結果的公平,正義有同態復仇的正義和生命至上的正義。因為這些概念的主觀性,這裡的雙方有難説有對錯之分,道不同衹能不相為謀,指責對方是錯誤、邪惡的,思維方式上是簡單化的表現;J把自己對概念的定義 ,自封為普世價值,則是粗暴的。

民主和集權,太多的被人當成天使和惡魔的比較,拜登就以為憑此就佔領了道德高地。可是,民主制這個概念是什麼時候產生的?祂不是在古希臘產生的,而是在古羅馬的集權制出現后產生明確的,有了對立面的比較才能明確概念。他們確實是對立的兩者,代表公民統治(不是全體老百姓)和精英統治兩種方式。以歷史發展看,羅馬的集權(共和)制,無論在延續時間還是影響力、社會發展推動力,都是優於相對方希臘民主制的。

回到現實,美國是民主制嗎?我覺得,美國與其説是民主制,更多的像集權制。所謂的歐豬五国,才是民主制度的典型代表,公民推動著每一任政府,向福利社會前進,這就是公民統治的實質,就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剝奪,極端表現就是投票處死蘇格拉底的制度。美國從來不是由多數人決定的,从費城開始就是少數精英決定國家命運,老百姓們以為一人一票是完全自由的選擇,可是選票上的兩個候選人就是少數精英黑箱決定的,九位大法官的產生与人民毫不相干,美聯儲与人民相距甚遠,真正从底層奮鬥到國會議員的寥寥無幾,且往往在路途中已成為精英,即使貴為總統,權力巨大,仍然被精英們處處掣肘(見奧巴馬回憶錄,川普對華盛頓泥沼的揭露)。不是説多數人,或者民意從未決定國家大事,孤立主義、加入二戰、退出越戰,都是反映出民意的力量,可是更多的時候,國家機器的運轉,決定力量就是少數精英階層,這也是現代社會的複雜性決定的,無可厚非;倒是反過來,讓多數人決定所有的國家大事(技術上沒有困難,有的歐洲國家就有這種傾向),由於利益考量,容易形成無法妥協的各個對立面,目前歐洲美國的左右極化局面,与多數人決定這種贏家通吃制度脫不了干係。

馮勝平先生作為專業學者,正確的指出,美國從來不是典型的民主制國家,國父們建國時最大的防範是民主,一直到林肯,現代的羅斯福、裡根,凡是歷史上被美國人稱為偉大的,實際上全部都是集權的擁護者,民主典範衹是華人精英的美好而虛幻的想像。

當然,現代的所謂集權制,也並非完全是精英的一統天下,也要聽取、吸收民意,聽取民意的精英才是好的統治者;同樣,所謂的民主制,歐洲的福利國家,也有精英代表,也有集權的一面。沒有民主的集權制,和沒有集權的民主制,在現實世界並不存在,衹是存在于理論假設中,把假設當成現實是不對的。看問題,小朋友才非黑即白,煽動者們才刻意割裂,他們用兩者的對立,鼓動支持者,挑動分裂,對於這種政治操縱,要有清醒的認識,而不是被這種大詞忽悠了。

至於被一些人奉為至寶的“一人一票”,更不具備天然高大上。希特勒上臺,普京,伊朗,太多的一人一票沒有選出真正的人民代表,延安時期開始的“數豆子”發展至今並沒有成為民主典範。事實上,如果在完全自然狀態下的一人一票,自由選擇,讓一盤散沙選拔領導人,更大的概率是選出煽動者和陰謀家,這個問題列寧在一百多年前就發現了,“鐵的紀律形成的組織”一定是最後的獲胜者,這就是布什維克(少數派)戰勝孟什維克(多數派)的原因。民主,一人一票,不是天然正確,不能質疑的。甚至,選舉制度本身的存在基礎就是共識,當社會相當比例的人質疑這個制度時(如2020年的美國),這個制度离瓦解已經不遠了,合法性岌岌可危,必須修補才能繼續生存,更談不上擔當人類希望的重任。

至於普世價值,顧名思義,就應該在全人類討論的前提下才能出現,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談普世價值,更多的是美好的願望和追求,當成現實衡量標準,簡直是活在夢幻中,讓人何不食肉糜。在當代世界,如果以一己之私,用自封的普世價值強加於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就是虛偽、粗暴了。當然,人類、活著、自由、民主,都是可以被認為是普世的,是可以被世界認可的,但是在人類共同向前發展的道路上,普世價值的實現時間有先後,甚至途徑有區別,而走在前面的指責後面的“背離”普世價值,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以上帝視角俯視世界,則是粗暴的。

人權,也常常是西方指責別國的理由。合理的一面是,西方的物質文明確實提供了更多的人權保障,倡導人權(即使有時候自己不怎麼樣)終歸是好事。不合理的一面是,批評者實際提供的人權与他們的能力,其比例往往甚至不如他們批評的對象,尤其是美國六十年前黑白不能同校,美國至今男女不能同工同酬,這遠遠不如許多發展中國家,說明了美國在國家層面,在政治高層(國會),在法律頂層(最高法院),種族、性別的平等,並沒有成為國家意志,國家共識,与美國國家層面倡導人權相比,不那麼實在。當然,沒做到最好並不是沒有批判別國的權利,美國完全有權評判世界各國的人權狀況,問題是,一些華人精英們就此把美國當成人權山巔、燈塔,就顯得幼稚可笑了。

又比如兩黨制,三十年前,我可以用一套套理論證明,兩黨制不但比一黨制好,也比多黨制好,還可以拿出多國的情況證明。衹是,美國的現實政治,教育了我們,美國的兩黨制已經完全淪落為兩黨的政治鬥爭,兩黨的權力之爭,除了對付中國以外,兩黨無法一致行動,國家運行遲鈍,社會管理效能低下。兩黨制下的美國,國會代表人民利益太少,代表黨派利益太多,代表利益集團太多,代表議員個人利益太多,如果説政治陰暗齷齪是常態,那麼低效就是落後的表現了。如今,華人精英如果仍然把兩黨制奉為圭臬,就是幼稚了。

其實,西方的政治學者,很少簡單的僅僅用這些大詞,就把複雜的國家形態,政治體制,作出優劣的劃分。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模式,歷史上是東方在面對強大的西方時,社會中的一種極端化反應,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其後中國的全盤西化思潮,都是這種激進主義的表現。在皇權時代的日本、中國,這種認識是先進思想的代表,延續幾十年,在文革結束后,八十年代的青年人,喇叭褲、長頭髮、鄧麗君風靡的大學校園,在西方崇拜的氛圍中,如同追星族的知識群體,不加消化的吞下所有他們認為的西方的東西。這個過程中,不免把西方的意識形態宣傳,錯誤的當做他們的現實;把他們心中的理想,寄託於西方大詞組成的理論;把先進但遠非完美的西方,當做理想国人間天堂;隨著國門打開,偶像被打碎,不過一些人至今還停留在老地方。

中國的社會變革,經過八十年代的思想準備(解放思想),到九十年代(93年)大規模的展開。悲劇的是,哪個時代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份子,因為六四成為流亡者,整體失去了一個時代。由於身份的改變,政治的失意(像王軍濤完全可能是政治局的人選),去國的悲憤,加上資訊的複雜,這些最優秀的人,終於失去對祖國的感受力,雖然作為頂級愛國者,他們不會承認這一點,可對於我們這些在這塊土地上生存六七十年,同樣具有理想主義信念,一直作為思想同志者看來,最優秀的他們確實与中國現實脫節了,他們与中國的感受連同思想一起停留在八十年代。他們被傷害的太深,無法从那個年代擺脱出來。

在三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十年前,中國文人多數是全盤西化的擁護者鼓吹者,認為民主、自由、人權天然正確,毋庸置疑。更嚴重的是,把他們想像中的西方,他們想像中的民主自由思想、制度,當成西方的現實,失去思想的思辨力。由於失去判斷力和現實感,進而成為既脫離東方,也未立足西方,懸浮于半空的無根之木。

是川普讓許多人警醒,讓人發現民主的糾錯機制並不那麼完美,民主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發展的地方(當然,美國的制度仍然是全世界最先進的,但不是完美無缺的)。不同的國家、民族,不同的歷史、現實,很可能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發展道路。歷史總是在前進的,大部分國家都在進步,往後走向滅亡的國家目前看不到,中國三十年的進步是現實,不能把進步看成倒退,不能為了堅持自己的政治正確不承認現實。遺憾的是,那些去國的精英們,有一些就成為拒不承認現實者,他們像所有心靈受到重創的受害人一樣,永遠活在自己想像的世界中。他們一些人成為川普的擁護者,單相思的以為川普這個強人能滅共,為此願意放棄道德觀、現實感,他們从民主的領路人變成政治強人的追隨者。每每想到這裡,總是讓人痛惜不已,無法用語言表達,卻不忍心指責他們。

中國的一百年,从德先生賽先生起,知識份子就是崇洋媚外的群體,畢竟西方就是先進的代表。可是,一百年后,我們在更瞭解西方,在學習了許多西方的東西后(當代中國是世界上學習美國最好的學生,許多法律、制度都以美國為藍本,例如網上一搜就知道證券市場制度基本完全照抄美國),也需要有全面的思考,就像中國模仿西方技術到如今也需要自己探索。在這個時代,更需要獨立思考,在學習中發展提高,如果仍然把民主、自由、人權簡單化、神聖化,意識形態化,就是認識停留在一百年前。

人類走出非洲幾萬年,通過各種各樣的發展道路,形成現在的國家形態。或許,人類最終會走向大同,殊途同歸,可美國是否就是眾望所歸天選之國,在盡頭前無法確定。即使美國走的道路最平坦寬廣,也未必適合所有人,仍然應該允許不同的路線、想法,這也是民主和自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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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世界

馬斯克的俄烏談判方案,在全世界引起軒然大波,比較有意思的是,他們對馬斯克質疑、批評的理由,方式,依據,和幾個月前批評何頻先生在俄烏問題上的觀點,基本完全相同,站在道德高地,脫離現實性,用道德、理論、大詞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缺乏實際解決問題的方案。我覺得,網絡上充斥著大量的正義鍵盤手,其思維方式是有大問題的。

一,思維框架(範疇)

康德最早提出範疇的概念,認為我們看世界,需要基本的範疇作為工具:量、質、關係、樣式,離開他們,我們無法進行認識活動。

自然科學也是這樣,沒有時間、空間、速度、質量的概念,沒有物理學。社會科學也是如此,進步、民主、自由、權利等等,都是我們研究社會的基本概念。

可是,這些基本概念,搞的不好就會成為陷阱,如果出錯就會顛覆整個思維、理論大廈,顛覆世界觀。絕對時空的概念出錯,顛覆了古典物理學,在社會科學上,那些基本概念,也有出錯(模糊)的可能。

比如,民主、自由、人權被稱為普世價值,作為研究社會問題的基本框架和概念。為什麼是“普世”?這些西方先進國家共同認可的東西,這些占世界不到兩成人口認可的東西,顯然不是因為人口占比(像一人一票那樣),成為“普世”。人們一般認為,是因為這種價值先進,代表歷史發展方向,代表未來,所以是“普世”。然而,西方的生產力強,東西方競爭中的勝利者,未必就代表歷史發展方向,就像歐洲歷史上曾經發生的日爾曼蠻族入侵,蒙古人入侵,伊斯蘭入侵,入侵者或許有幾百年優勢,但未必代表先進。西方目前的領先,不能證明其就是歷史發展方向(雖然我們多數人,包括筆者都認為這些是歷史發展方向,但這并不是邏輯的必然,也無法知道是否歷史的必然)。

眾所周知,不同民族,甚至每個人,看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東方儒家文化,在關係上更推崇和諧、求同存異,而非黑白分明、你死我活,兩種框架很難分出優劣。甚至在國家關係上,以尊重國家主權為基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与天賦人權為基礎的“人權高於主權”,很難説哪一個就代表絕對真理。

在研究社會問題上,除了基本概念、範疇本身是否科學,是否真正的“基本”(不可缺少)外,其本身的涵義常常在不同的人之間往往有不同的意思,民主、自由、人權等詞都是如此,在討論者之間尚未對其涵義有同樣理解時,運用這些詞闡述問題,衹能是雞鴨對話,鷄或鴨各自認為有理並沒有什麼意義。

二,看問題的角度

我們常常説,要有思想力,思維有穿透力,要有高度,説的都是如何分辨、分析事物,看清楚事物之間的關係。有高度,才能看清楚事物之間的關係,有深度,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質。越是複雜的事物,越是需要直面事物,客觀面對,儘量減少個人的主觀想像、主觀意願。

可是,許多評論者,誤以為看問題的高度、水平,就是“上帝視角”,就是用上帝的眼光,絕對的公平公正,來分析評判事物。可是,我們都是凡人,都沒有上帝那樣的全知全能,耶穌早就告誡我們“不要論斷人”,不要把自己當做上帝。那些在評論事物時,指點江山,真理在手,熱衷于評判別人對錯,而不是分析事情的因果、聯繫,再加上如果錯用基本概念、框架,就會成為可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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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的誤區

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對付通貨膨脹,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以加息減少貨幣供給,同樣的商品對應更少的貨幣,價格就會下降,事實上歷史也證明這一點。通貨膨脹就是貨幣現象,貨幣多了商品價格自然上昇,反之亦然。

可是,零八年經濟危機后,美聯儲“用直升飛機撒的貨幣”,並沒有造成人們認為必然出現的物價上漲,美聯儲無底線的量化寬鬆雖然造成貨幣氾濫,卻始終沒有引起通貨膨脹的後果。這已經引起經濟學界的注意,但是少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逆向結論同樣成立,既然降息、增加貨幣供給沒有造成通貨膨脹;同理,加息、減少貨幣供給也不會控制通貨膨脹。一年前我們看到前者,現在我們看到後者。

為什麼美聯儲用利率工具調節通貨膨脹水平失靈?

在一個金融基本封閉的經濟體,金融業基本還是實體經濟的鏡像而不是獨立與、甚至超越實體經濟的經濟體(如中國),貨幣作為商品流通的媒介,其增加和減少,對商品價格的影響是直接、顯著的,傳統經濟學説的很對。

問題是,二戰以後的美國,尤其是冷戰以後的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美元已經完全不是美國的貨幣,而是世界的貨幣,根據美國國內市場原因制定的貨幣政策,影響的是世界市場;尤其是,如今的美國,虛擬經濟,純金融市場,其體量已經遠遠超過實體經濟,遠遠超過被通貨膨脹追蹤的商品範圍。那麼,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其對相關通貨膨脹指標商品價格的敏感度,也遠遠低於以往,也就是說,用貨幣政策調節商品價格不靈了,這就是我們這兩年所看到的。

原因之一,是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當利率發生變化時,影響的不僅僅是美國商品市場的貨幣,更大程度影響的是世界市場的貨幣,因加息而減少的美國市場的貨幣,很大程度被各國回流美國的貨幣抵消,導致美國市場的流通的貨幣實際上減少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大。

第二個原因,虛擬經濟,金融市場,佔用了太多的貨幣,而且是高度流通,富有投機性的貨幣,當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時,反應敏銳而強烈的更多是這些貨幣,而非商品市場中的。在貨幣作為商品鏡像時貨幣更能直接影響商品,當今商品衹是金融市場的題材時貨幣本身的獨立性有時候會掩蓋其自身原始的定位。

雖然,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這個原理未必失靈,貨幣政策影響商品價格當然仍然有作用。可是,貨幣政策的影響力恐怕沒有過去那麼有用,包括美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未必完全是貨幣因素(供應鏈的問題有多大),美聯儲目前的考慮似乎並不多,仍然抱著陳舊的理論思考問題,這或許是更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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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效率上,集权体制优于民主体制,这就是企业、军队采用这个体制的理由。可是,集权体制的最大弊病,是权力交接,交不交,交给谁,容易出现问题,中共在毛时代及以前,十次路线斗争,就是十次权力交接,代价极大。邓上,华、胡、赵是代价。江上陈希同为代价。胡上陈良宇为代价。习上薄熙来为代价。可是,这个政治机器人在进化,领导人的选择,从毛个人说了算,到邓和陈云等人商量定,到江等老同志和中央委员共同协商决定,越来越具有罗马共和制色彩。几个人(常委),几十人(政治局),几百人(中央委员)的决定,避免了独裁和民粹的毛病。相比之下,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进化不大,还是希腊式一人一票,多数人决定,这样选出来的往往是表演艺术家,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奥巴马、川普,更大程度是魅力,未必是领导力。罗马共和制也有问题(希腊民主制也有),一个是容易演变成独裁(有历史事实),中共的民主集中制能否解决?不过已经看到现在权力交接的和平化在形成过程中。另一个是关键,或许是死穴,就是民主制和个人自由更相容,共和制排除了多数人的意见(一人一票),多数人的意志未必能实现,因此少数人(个人)的权力更得不到保护,这也是中国集权体制的最大问题,个人权利(财产权、人身权、言论自由权)被集体、国家随意侵犯,这不仅是人道、社会进步要求,也是发展的制约。民主和自由,才是制度的优越所在,同时,也要认识到,如果集权体制解决了自由(个人权利保护)问题,将可能是更优越的制度。
民主和集权,主要解决权力的产生。而权力的使用,就是决策问题,民主决策一定不是科学决策,多数人决策不可能是科学的,科学一定是少数(但少数未必科学)。权力的制衡,即权力的分割上,民主制是多数人授权,领导人权力更集中,更需要制衡,所以需要三权分立,需要分权制度配合;集权制中的领导人,由少数人决定,权力的稳定性差(中央委员会可以推翻),所以比美国总统权力小,少数的决定者就是制衡,当然,完善的制衡制度配合(包括舆论制衡),也是必要的。民主的制度化,即法制化、法治化,司法独立,理论上集权体制也可以采用,本质上也是权力制衡的方面。
总之,在权力的产生、使用、分割、制度化方面,民主制度比集权制没有优势,在权力的边界(民主和自由),多数人意志实现之后的少数人权利保护方面,民主制度有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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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出一個非常高難度的問題,我試著探討一下。

中國歷史上,就是行政權主導,縣太爺又是法官,基層是曏規民約,道德約束与宗族管理。行政主導的最大好處的效率高,管理統一,矛盾少,弊端是糾錯也困難,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案件,官官相護更難破除。

共產黨打下天下,也是這樣。

改革開放后,死心塌地的學習美國,中國可以説是這幾十年,美國最好的學生。法治的高度,甚至“法治”的概念(八十年代開始是提法制),都是參考美國的。法治的好處,專業,穩定,等等,問題也有,美國的問題大家都看到。

中國將來的路線如何?很容易走行政治國的道路,可是亂來實在讓人恐懼。完全按照美國的一套,看起來也是水土不服。

這種情況下,最可能的,或許就是不中不美,既中既美,中國特色。如恩格斯所說的,歷史發展是各種合力形成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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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問題,説的是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國際貨幣儲備,与其他貨幣的比例問題,目前人民幣占比百分之五左右,与中國的經濟地位極不相稱,与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極不相稱,鑒於貨幣作為經濟的符號,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提高,是必然趨勢。

過去,人民幣國家化程度低,是与中國經濟的國家化程度低,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低,密切相關。(為了討論方便,本文不涉及國際投資問題,其實,基本邏輯与貿易相同,方向常常相反而已)

人民幣國際化的目的?許多人談論這個問題,就用美元做例子,用貨幣戰爭理解人民幣問題,認為是中國推翻美元霸權的戰爭,這是不準確的。確實,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必然是美元衰落的過程,這是美元絕對霸主地位的客觀現實決定的,人民幣占比高了,美元占比自然降低。但是,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後果之一,並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目的。

人民幣國際化的目的,在目前階段(或許也是永遠),完全是防禦性的,不是為了打擊美元,而是自己存活,是中國經濟,中國外貿,中國金融安全的需要。俄烏戰爭發生,美國斷絕俄羅斯swift系統,凍結俄羅斯的美元資產,警告了其他國家,美元系統保衛的是美國的安全,並且可能作為武器攻擊其他國家。因此,作為深度參與國際貿易,經濟國際化程度極高的國家,依託美元體系是極其不安全的。

人民幣國際化有一個過程,結算、支付、儲備,自然發生逐步擴展。中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国,在貿易總量上是貨幣盈餘,在貿易結算總量上,無需支付外國貨幣,(當然,具體個別國家之間,中國与對方存在逆差現象,比如与石油出口国)。所以,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個階段,作為結算貨幣,總平衡沒有壓力,雙邊實施難度並不太大(模式的轉換,國際政治的干擾,是主要困難)。

當國与国的貿易產生逆差,就需要支付對方貨幣,以平衡雙方賬目,中國与個別國家的貿易逆差(石油),需要支付貨幣,如果對方接受人民幣,則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手段,有了實質性的提昇。否則,如果人民幣作為雙方記賬貨幣,掛賬債務,以後沖抵,或者對方把債權轉讓給需要人民幣的國家。

無論人民幣作為支付手段,暫時掛賬在雙方賬戶,還是人民幣作為對方國家的債權,衹要人民幣沉澱在境外,就具備儲蓄貨幣功能,人民幣國際化的課題才算是完成基本流程。在此之前,衹是破題、解題、在路上的過程中。

人民幣有沒有錨?

前現代國家,貨幣發行的錨,是等量貴金屬。現代國家,尤其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結束后,國家信用成為貨幣發行的錨,換言之,國家的貨幣發行機構与所有貨幣接受者,共同的博弈,是貨幣發行之錨,這也是現代國家貨幣價值劇烈變動的基本原因。

現代國家為什麼用國家信用,而非貴金屬作為貨幣發行之錨?原因很簡單,國家擁有的貴金屬太少,現代經濟需要的貨幣量太大,用貴金屬作為貨幣發行之錨,不是貴金屬通脹,就是貨幣緊縮,經濟無法運行。

中國人民幣發行之錨,在中國經濟國家化以後,實際上建立在美元之上,出口企業每盈利一塊美元,政府就得發行相應的人民幣(銀行收取美元,支付企業人民幣)。中國外匯儲備有多少美元,市場上就增加多少人民幣。

人民幣發行之錨,建立在美元之上,使人民幣發行失去獨立性,導致美元的變動,美國貨幣政策的改變,都會極大的干擾人民幣的穩定,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穩定。

那麼,中國的人民幣發行,是否有其他的錨?我認為是有的。

如前所述,最穩定的貨幣,是有貴金屬作為錨,或者説,以等值物品為錨。世界上的貨幣發行者,很少具備有那麼大的等值物品,作為貨幣發行之錨,衹能依靠國家信用,如果國家信用倒臺,貨幣價值就一瀉千里。但是,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其擁有的財富價值,足以承擔貨幣發行之錨,這就是中國。中國的法律規定,國有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礦山、河流、森林等資源屬於國家所有,這些巨額財產,完全可以作為貨幣發行之錨。

中國的基本自然資源,作為人民幣發行之錨,可以穩定人民幣的幣值,減弱外國貨幣、外國市場、外國政府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干擾,好處毋庸置疑,也符合金融学基本邏輯,是實際可行的。當然,从美元之錨轉換為中國資源之錨,體系的切換困難重重,風險巨大,可是从長遠利益考量,从國家金融安全考量,排除美元對中國經濟的干擾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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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巨嬰”的思考

按照田班教育的普世價值,照例馬屁先行,有道德潔癖跳過即可。

這個群裡,我雖非女性,也喜歡海博。聰明,認真,嚴謹,坦蕩,純真。所以,海博耿耿於懷的,我必思索再三,海博對馮勝平先生的不同意見,尤其是“巨嬰”的說法頗有微詞,其中必有道理。

説起對馮先生的敬仰,那真是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尤其在政治學領域,从中國修到美國博士生,水平不容懷疑。記得前一陣中國研究院,王主席有點扛不住槍林彈雨,氣急敗壞的露出平時深藏的精英底色,用驕傲的口氣宣佈:你們都不懂專業,看書太少,最好看完書再來反駁我。馮先生悠悠的回答:你說的是不是那幾本書(書名我忘了)。念了書名后又接著説:你是否認為書中什麼什麼觀點(我忘記了),能夠證明你的這個觀點,實際上,書中的觀點其實是巴拉巴拉,證明的理由是巴拉巴拉(包括其他方面附證),你的理解是錯誤的。王主席只好虛晃一槍:今天時間有限,改天有時間我再好好給你上上課。估計王主席缺課至今。所以,政治學我不敢与馮先生切磋,衹能請教,雖然本人大學四年中有兩年政治系經歷,比馮先生低了許多檔次,拿不上檯面。

巨嬰問題,有點社會學味道,我們的專業都交叉到,斗膽切磋的勇氣就有了。以下是正文。

巨嬰,顧名思義,就是表面上是个成熟的,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其心智還在嬰兒階段(无行為能力),可是,嬰兒的權利是應該有的,巨嬰還要享有成年人的權利,衹是其不能(也不愿)承擔義務。法律上,這種權利義務不對等的狀況,只屬於少數社會公認的需要保護的弱智,正常人是不能享受這種特殊保護的。

個人的獨立性自主性,与西方社會相比(我可能對美國瞭解略多一些,平時文字中的西方,主要指美國,這不準確,但方便理解),東亞國家普遍相對弱一些。許多西方人覺得應該自己解決的問題,東亞人覺得應該政府解決;這次新冠就是這樣,西方人認為抗疫主要是自己的事,政府管太多我還有意見,美國死一百萬沒有幾個人認為政府有責任;東亞人認為社會性問題,大規模傳染病,政府責無旁貸,個人無法解決社會性流行,政府必須處理,公民有權監督政府的作為。

与西方的每個人獨自承受疫情,八仙過海(當然政府也發了錢,打了疫苗,做了許多事)相比,中國人更多的是按照政府的部署,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然後到網上分成粉紅反賊打仗,無聊時或者讚美一下政府感動自己,或者謾駡一下政府激動自己。這就是馮先生説的,往左看一批小粉紅,往右看一批帶路黨,反正都是無腦巨嬰。

中國人的巨嬰狀態,是有歷史淵源的。

記得四十年前,有一個電影風靡一時,叫做《七品芝麻官》,裡面一句臺詞比電影還有名: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一時,引得一眾公知盡折腰,文章滿天,人民日報也肯定有。我在黨校當老師,自詡肩負給我党幹部民主思想的啓蒙任務,在每個班級的授課時,重點剖析了這句話,認為這完全是封建專制主義的體現,共產黨幹部是人民的僕人,是為民服務,沒有做主的權力。洋洋灑灑雄辯闊論后,停頓換氣,等待,以為此處應該有掌聲,至少應該有熱烈反響,引起熱議等等。可事實与我的判斷完全不同,四十年後的我回想當年,也是覺得自己圖樣圖森破,幹部們來自基層一線,覺得給老百姓做主才是負責任,放任自流既不可能也是玩忽職守。我自詡的民主意識,放到中國現實,領導不認可,老百姓不領情,除了感動自己,實際效用有限(這裡沒有否定民主優越性的意思,衹是説那一套原封不動實施有困難)。

多年后,去尼泊爾旅行,後來去泰國、菲律賓幾個東南亞國家,一個讓我思想震撼的觀感是,這些國家的社會管控程度超過中國,尼泊爾街上看到的警察、軍人、持槍公務人員,遠遠超過(中國街上看不到)中國。這讓我反思,社會的管制問題,可能很大程度上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与人口密度,文化、經濟、社會狀況,等等等等,許多因素相關。東亞國家普遍性的強管理模式,包括新加坡、日本、韓國等政治體制中的集權水平,強於西方,除了意識形態,是否更多的是基於這塊土地上幾千年的歷史選擇。

我也覺得,這很不政治正確,是否是給管制尋找理由,還要不要仰望星空?可是,反觀西方社會,法治之上,法律調節的成本太高,絕大多數人享受不到法律的保護,卻受到叢林的危險,當我的孩子實實在在生活在那裡時,享受我夢想的自由時,我常常擔心他們的安全,紐約的地鐵傷害、墨爾本的街頭鬥毆,每一次發生,我的心臟收縮也是實實在在的。小政府大政府,分權集權,各有利弊,各有代價,而是否適合社會實際狀況,是首先需要研究的。黑格爾説“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既有現存事物存在的必然性,也有先進事物即使暫時沒有也將必然出現(恩格斯的理解),从道德高地指責落後很容易,但不解決問題。

我不禁要想,如果中國像美國這樣的狀態,老百姓也享受那麼多的自由,美國的這些負面東西是否也會成倍的發生?即使美國的成就也成倍出現,普通人,弱勢群體,是否更難以生存?想像一下,中國政府縮小功能,用美國的方式,法治管理,中國人天性中的競爭力,大大激發下,這種病毒式的侵略性彌漫社會,我非常擔心。我曾經在加勒比某國工作不到一年,中國人的無休低維生狀態,造成与本地居民的關係極為緊張,似乎沒有任何民族可以放棄一切享受賺錢(或許猶太人類似),其他民族生存空間何在;我們的國內競爭也是血淋淋的,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托運部,浙江快遞業的市場形成,都是生命和鮮血伴生的,嚴控之下況且如此,放鬆管控,讓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靠高大上的道德標準,靠普世價值的政治正確,不能控制無序競爭,無數人會付出生命的代價,而這本來祇是上帝的權力。

我承認,中國巨嬰太多,可這就是現實,不能因為多而殺了他們,還得養著他們。當然,我也同意不能永遠如此,社會不能生產一大批不能為自己負責的巨嬰。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句話我非常同意: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巨嬰成為一批人的本質,來自於他們所處的社會關係。

正如人們常常説的,不是老人變壞了,是壞人變老了,是我們這代喝狼奶長大的,進入了老年時代,污染了這個社會層面,污染了老人的群體。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這個時代成長的人,一切依靠政府(組織),是歷史形成的,並不是個人懶惰成為巨嬰,而是被剝奪了行為能力。計劃經濟下的所有勞動者,其勞動報酬衹能維持基本生存(或者以下),政府收取了本來應該屬於每個人的其餘報酬,代之以政府統一負責每個人其他的生活需求(教育、住房、醫療等等),政府統包的“福利”是以個人應得報酬為對價的,不是無償的;或者説,表面上權利大於義務的巨嬰,是另一方面付出代價的,並非不劳而獲的寄生蟲,並非社會和政府的負擔。或者説,巨嬰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不是巨嬰們的自我成就。

同時,政府管控的強化(相比西方),政府權力的加強,就是公民權力和能力的減弱,東亞文明歷史形成的大政府,必然匹配出小公民,這種狀況顯然不能歸因于老百姓。

中國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係,也同時改變了人的本質。何頻先生常常説,現在的年輕人和過去的不一樣,有希望;陳丹青也多次説過,看看我們這一代苦大仇深的臉,与人家陽光燦爛的臉,就是兩種人。這裡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的深刻變革,塑造了完全不同的一代新人,鄧小平先生曾經説過,改革就是一場革命,中國三十年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完全根除巨嬰產生的土壤。相信政府來養老的一代,和養老不能靠政府的一代,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前者產生巨嬰,後者就不可能產生巨嬰,這也是合乎邏輯的結論。或許,因為社會財富的增加,媽寶男、媽寶女會成為新的社會現象,可是与依賴政府的巨嬰們,還是有本質區別的。

中國存在大量的巨嬰,這是歷史的包袱,也是逐漸消失的傷痕。正視歷史,政府應該承擔一定的撫養義務,這是還歷史的債;往前看,獨立自強的新一代逐漸成為社會主流,他們更願意自我負責。或許,這也是老一代更願意依靠政府清零、包辦一切,年輕人更希望開放自己承擔風險,兩種訴求的原因之一。

巨嬰的多寡,無法統計,怎麼說都有理由,不能以正確錯誤來界定這兩種觀點;可是,巨嬰的分佈,巨嬰形成的原因,巨嬰今後的趨勢,還是可以研討的。

這就是海博提出問題,我上交的作業,請予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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