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宇先生回忆录《告别中组部》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88年，杨尚昆重组总参，“徐信排第二副总长，名单报到赵紫阳处，赵办把徐信的名字由第二提到第一”。
这个细节与我了解到的情况有出入：
1，根据卢跃刚《赵紫阳传》，赵对军队的态度是只听报告，不表态，应该不会插手这种最敏感的人事问题。此外，吴稼祥写到过，赵紫阳见诸将领（按邓小平的要求），杨尚昆办公室的人问杨能否参加。这种人事问题，赵干涉的可能性很小。
2，徐信和赵紫阳在内蒙古共事过，赵的女婿王志华曾担任过徐信的秘书。这种关系，按照赵紫阳的一贯作风，是肯定要避嫌的。赵特别注意避嫌，87年赵对田纪云的安排，如此关键的问题，竟然一个字都没说（据田纪云会议的薄一波的原话）。
3，赵不重视提拔自己人，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炎黄春秋上发表的赵紫阳前秘书的回忆：
“赵紫阳在广东时，我是他的第四任秘书。除汤戈夫外，前面还有黄、高两位。他们都很崇敬、怀念赵。只要有机会，也常回来探望赵，我也没听到他们二人有什么怨言。但是，也有例外。汤戈夫离开后调到新中国造船厂，当了厂长还是副厂长，总之是个“厂头”。“文革”时被打成“赵紫阳死党”，后来恢复工作，还当“厂头”。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听赵的孩子告诉我，老汤曾对他们说：“你父亲对地、县委书记们很关心，但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在提拔使用上，唉，关心得太少啦!我50年代就是正处级，到你父亲那里是正处级，离开时还是正处级，几十年了，现在还是正处级!”言时颇有感慨。
80年代中期，汤戈夫患了“肌肉神经萎缩症”，在广州治不好，向赵总理要求到京治病，安排在了协和医院。由于病房紧张，老汤病床安排在过道上。他的病发展很快，没几天即告病危。当护士把他从过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时，老汤以为让他搬到单间，吓得连说：“我不能住单间，赵知道会不高兴的!”此情此景，闻之令人心酸!汤戈夫死时，级别是副厅级。
几天后的一个寒冷深夜，老汤在协和医院去世。死前，赵紫阳赶到医院送别。据说，赵在老汤床边默然站立，凝视良久，一言未发。……
汤戈夫的感慨，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我自己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当他专职秘书几年，朝夕共处，他从不言及私事;从来没有问过我家里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我当然也不会主动向他讲。我长时间跟随他工作，很少有时间在家，平时如此，逢年过节也如此。两个女儿出生时，我都不在妻子身边。为此，我很不安。但我对赵没意见，他应该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这些，或者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吧。
他从内蒙古调回广东后，省委办公厅准备提我当副处长，便去征求赵的意见。赵回答：“他在我这里的工作情况我可以介绍，但提不提拔我不参加意见。”过了许久，有人告诉我这一情形，我心里一点都不怪赵。他公事公办，不搞那些为身边的人提官职、谋利益这一套。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我不是靠别人往上爬，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这不是更好吗?”
“1980年，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同年，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是会议工作人员，借休会时间，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当时，他们家住在中南海，一座四合院，不大，依我看来，条件并不怎么样，一般般而已。坐了一会，他们留我晚饭。饭菜很平常，可能临时留我，未加准备。
他边喝边闲谈；我则边吃边听。他讲：“我现在的工作方法还是调查研究”，“我想，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我这个人，不拉私人关系”。听到这些，我放下了筷子。我觉得他在和我谈心，倍觉亲切。这样的事，在我给他当秘书时并不多见。他对我讲的这三句话，我觉得都发于他的内心。
“工作方法”这句，我当然熟悉，有感多年，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的思想工作作风。当他讲到“最多到七十岁”时，我不太认同。因为当时“邓胡赵体制”在国内外威望正隆，我想人民会希望这个体制保持更长久一些。我说道;“到那时可能由不得你。”说也奇怪，1989年他离开政治舞台时，距他七十整岁，仅差数月!至于他说的“我不拉私人关系”，这一点，是他几十年一贯奉行的原则，只是从来没有刻意自我表白，我当然早已敬佩万分。从“文革”后期至今，赵紫阳多次奉调各地，从内蒙古到广东，又四川，再北京，从省委书记到总理，再总书记，基本都是担任主要职位。除入川时调去了广东农业良才李子元(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从领导层面而言，他都是只身上任。走到哪里，就在当地任贤用能，从不结伙经营，安插亲信。回想那次谈心，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言犹在耳，让我铭记在心。”
罗宇的回忆录有宝贵的史料价值，但是存在一个问题，不注明信息源，很可能把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想法作为事实写进去。其中细节错误很多，比如说习仲勋87因为反对批判胡耀邦，被邓小平定为“神经病”而赶出北京。事实上，习仲勋的确被赶出北京，但是和87年胡耀邦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那是1990 年的事。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