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分析：习近平终结邓小平改革，他的变革是袁世凯式的吗？|#中国简报
袁項城隱忍有餘、開拓不足，始終無法擺脫從平壤時期就染上的“恐（賴）日症”。
我倒覺得習更有可能成為卑斯曼。所謂鐵血宰相，是文學化的浪漫演繹，與事實相去甚遠（如果1914年他還掌權的話，一戰應該打不起來）。他是德國統一之父，更是德國現代化之父，訂立了很多在當時來講開創性的制度，讓德國的工業和科技得以在二十世紀頭三十年獨霸全球。
當然，習面對的是一個更宏大也更具挑戰性的時空環境。過去十年證明，他有想法、也有手段。接下來的十年，他要證明，如何“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不受限制的权力即使现在做好事，过段时间也必然做坏事。袁时期的言论应该比现在自由吧。
时移势易，今日之局已不能以孙文和袁世凯所处时代而论。在中国走出帝制的第一个阶段，确实出现了宪政共和的短期局面，但是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得那美好的事情刚刚开始便戛然而止了。
孙文从1912年游说党内诸大佬接受袁世凯，到1913年“刺宋案”之后强烈要求讨伐袁世凯，只不过区区一年时间，这两位时代“大人物”的行事轨迹都不可能脱出他们随处的时代背景，一个强势的军事集团领袖和一个孱弱的对手，同样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前者是典型的旧时代军阀，而后者则曾经向往美国式的“合众政府”，现在（1913）则不再相信了，他后来多次强调要“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务以武力削彼暴政，先破坏而后建设”，“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就服从我。”（宋教仁是另一个选项，但是时代不会让这“选项”活下来）
黄兴评的好：以人为治，羡袁氏之所为。
蒋介石承继了孙文的“理想”，国民党这两代人，都是讲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而袁世凯则能把军政集团变为现代政党吗？门儿也没有，他是“民国曹操”，行事所为是依据着时事的演变而演变的，最后，他认为中国要走日本式的“实君宪政”，这才有了“洪宪复辟”。
在走出帝制最初的年代里，影响中国最大的是两个强大的邻居，日本和俄国。满清政府、革命党、旧军阀以及知识分子，都认为必须走上强国的道路，才能避免沦为强邻的“食物”这一结局，那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年代，“落后就要挨打”不是毛某人的思想专利，很多人，很多代人都在这么想。其中既包括杨度这样的纵横家，也包括严复、章太炎和鲁迅。俄国的极权主义政党革命影响了孙文，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影响了袁世凯。
今天，影响中国的强邻在哪里？只有一个美国，让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只要我们经济体量、军事能力落后于它，就要被他欺负。全球经济体第三到第七加总的体量尚不如今日之中华。所以今天的领导人，需要做袁世凯复辟“实君宪政”吗？尽管他的面前确实有这个选项，但是他的策士，知识界，走出帝制一百年来的人民群众，会接受这个结果吗？常识告诉我们：他只会选择另一条路。
寫得很好，讀來痛快。
即便用當權者的話語系統，現在進行的叫做“中國式現代化”。沒有其他路可走。
用袁來揶揄，不過是兩岸猿聲而已。
意思是习不可能终身独裁？现在未必能如此笃定吧。单凭现在强于我国的只有美国，那里没有人终身独裁？
习要做的不管什么都只是政府内部的梳理。然而中国还有一大隐忧就是政府和民间的紧张关系。不肯彻底尊重私产，不肯受独立司法约束。这不是中国不够现代化的原因，而是政府本身的意识形态与独立司法不能相容。即使除中央之外其余各级都受司法约束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刚刚过去的上海封城期间很多措施都是基层居委会执行都是违法的。如果让基层都受法律约束，将来一旦有事将会束手束脚，这对民间是高悬头上的达摩利克斯之剑。而政府连承认这把剑存在都不愿意，现在最后一年疫情连提都不能提，怎么能指望政府会主动建立现代司法呢？
而这一点从邓到习倒是一以贯之，不管这把剑改开以来砸下来两次，一次八九，一次疫情。几十年后，上海封城也会享受八九一样的待遇。
这也是我对何学最反感的地方。天天期望现代司法，然而自八九以来最大的违法事件，主事者无一人受影响，反而步步高升了，于司法何益？也是反对连任最有力的出发点，不是基于民主，而是基于司法。
为什么倒袁？反对帝制乃是昭昭天命。以真诚的思想感召世人更为重要，是长久大计。袁固然是当时最成熟的政治家，然而称帝实乃大谬，自取灭亡。无怪身后遭人抹黑，又有何怨。
我知道这里都是何学粉丝，惜袁之才，寄望于习。然此乃舍本逐末，舍道取术。我一个人念叨这些东西也很没劲，就不说了。
您咋整天大段输出啊？上班光滑水的吗？
我提前替领导教育教育您
这个说的是事实。疫情过后，只见歌功颂德，不见反躬自省。
不过，何老板对这个现象早就批评过了。金山大哥特意因为这事批评过李强，何老板也在节目中做了强调
政治压倒一切的枷锁，是中国前进的最大障碍，也是习通过上海封城和擢升李强还有香港国安法所生动展现的。
从此中国不会有活跃的民间经济，和善的国际环境，不会有独立的司法。
习在体制内如何辗转腾挪，不能弥补上述损害。
连任尚在其次，而是政治压倒一切这把高悬之剑，八九之后再次砸下来了，那么所有人都会预期它有再砸下来的那一天。
这是中国的命门，无法破。
实现行政正义，取代2000年以来只顾行政安全的政治体制，这正是关键所在。最近读了一些，等有时间写写，与您探讨。
@Lili 写几句话容易被人误会意思。我喜欢读纸质书，有时候看到有意思的话题，方便随时查阅，资料有了文章也就变长了，没有卖弄的意思。六度世界经常讨论的话题都是多层次的，三言两语很容易让结论变单薄。我现在的领导就是我年迈的双亲，告状没用
，他们肯定向着我，因为都靠我照顾着呢……
如果专业知识代表某种“武功”，你说的杠精，已经是武学高手了，他又敢说敢想，随着社会实践的增加（实战经验累积），很有可能成为他这一门的一代宗师，建议你跟他抬杠，以学为主，以杠为辅吧
Bill兄，我一直都努力学习着呢。没看我最近越来越狂躁，骂人越来越溜了嘛
政治压倒一切的底层逻辑是：行政不安全，这种状态广泛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自秦以来“提三尺剑，化家为国”就是统治阶级普遍提防的事情，因为他家的天下就是这么得来的。所以直至清末，慈禧太后欲行宪政，无非也是担心政治风险导致的行政不安全。
从这个角度看去，传统吏治是围绕着行政安全展开布局的，可以看到秦的郡县制是为了这个，刘邦杀白马盟誓、景帝削藩、武帝推恩令、隋唐之科举制、内外朝集权与分权的循环等等，也都是为了行政安全，但是这些措施，以及“刻意编造”的儒表法里和法道互补的犬儒意识型态，都造成了以私制私、设事防事、乱急立法、法密生乱、用人而疑、疑人而用的复杂循环，从而使我们民族始终难逃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
行政安全为目的传统吏治有两个大问题，始终不能解决，首要的就是吏治腐败。一旦国家政治经济走向承平的阶段，则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腐败，最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只是提供了更多的腐败机会，却依然是这个“承平”导致腐败的循环。具体原因复杂而深刻，与我们国家2000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极度虚伪的特性有关，更与吏治安排设计有关；
但腐败却不是传统吏治危机的最严重问题，行政不安全才是。
儒表法里的体制文化在价值观和制度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使得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严刑峻法对吏治的正面作用大打折扣。以至于统治者最后根本不相信儒家的那一套，干脆拿来糊弄老百姓，而自己则设计严格的防人之法，甚至大兴特务政治，从明起，直到民国依然是最重要的官方监督手段，而监督机制则不同于西方，我们是主要监督政务官（科举之官），极少关注事务官（招募的胥吏）。【而西方则不同，对现代政治机构的监督主要是针对受雇于国家的事务官（公务员），至于受权于民的政务官则主要靠投票的民众和社会公器进行舆论监督。这样的监督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现实和常态，当然其监督方式和效率是否最合理？那是另一个问题。】
刚才说了，太平岁月催生严重的吏治腐败并导致行政低效率，人民的不满逐渐积蓄，统治者通过调整行政政策来延缓矛盾的爆发，但却解决不了他们始终关心的行政安全问题，最终累积到临界点，行政安全就变成行政极不安全，新的“枭雄”要起来“提三尺剑，化家为国了”。等他成了大事，他又要关心别让别人干同样的事情，因此会更加关注行政安全，依此无限循环。直到辛亥革命爆发。
袁世凯是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是他搞的“洪宪复辟”却只有83天，连他的亲儿子都写诗骂他，真所谓“遗臭万年”。原因仅在于一点，他开历史倒车。尽管“全社会80%的人不识字，走出帝制区区5年，自己手中握有绝对军事实利，效法明治维新可谓师出有名”，但是也不行，因为那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面向过去恢复秦制，必然触礁灭顶。
辛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我们的千年怪圈却依然盘旋在中国大地上空，伟大领袖及其前半生的对手蒋介石，依然是帝王思想严重的一代枭雄，但是他们没有人敢于再走回帝制，并且可以看到他们的独裁权力在递减，到蒋经国和邓小平则进一步递减。这之后台湾的变化世人瞩目，大陆的变化同样世人瞩目，只不过大陆面对巨大的贪腐问题，依然只能延续行政安全第一的原则，直到今天（疫情三年同样迫使当局放慢依法行政的步调）。现在，尘埃落地，接下来，要看大陆会不会用现代行政，即法治行政来约束执政党自己的权力，变行政安全第一为行政正义第一，那要求法上仅剩的一人，要自己走到法下。做得到，那怕慢一些，中国也一定可以走出“历史三峡”。以今日中国之实力，任何周边问题都不会干扰到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有他自己才会使这一伟大目标落空。
现在，依然有人再问，是不是会回到秦制，回到独裁。对他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选项，我是这样来回答自己心中的疑问的：
1）要是我在哪个位置，今天的情形，我会怎么办？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全世界有认知能力的华人都会有相同的答案。
2）第二个问题，我和他比，谁水平更高一些？答案也是肯定的。
因此，我有了心中的答案。中国绝不可能迎来又一位袁世凯。是不是蒋经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主要篇幅都在回顾历史，却没有谈现实中如何可能做到党在法下。
到今天为止都在强调政治压倒一切，比如李强履新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
我认为贪腐不是强调政治安全的主要原因，而是政权合法性问题，要把所有的民间组织可能的政治威胁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例如，把民间大企业的政治影响力压制住，向民企派驻党委，这与江三个代表思想企图容纳全部阶级截然不同。是不是共产党本性还是习本人的红二代背景导致我不得而知。
而如果是中央以外各级政府都受法律约束只有中央例外，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呢？我之前的帖子认为也是不可能的。我以上海封城期间的各种封控措施为例，各种措施都是由居委会和保安来执行，根本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党必然会试图授予基层党委法律之外的权力，以便在大事发生的时候能够稳定局势，如果没有遍地的基层爪牙，光靠中央一纸命令能够有效吗？这种法律之外的权力平时尽量不用，但是一定要有。那么必然要求在组织上党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那么在这种架构中，在地方上发生的小规模冲突的时候，当地党委又怎么不会做有利于自己的裁决而罔顾法律呢。
我怎么能知道，现实中如何做到党在法下。回顾历史是为了打通现在的认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历史良机，并且，从来没有这样的全球化影响力，从来没有这样接近法治和现代文明。我对他们的期待是理性的
作为个体，如果不能离开，要认真观察他们的下一步。当然有本事做多项选择，是最好的了。
你说的案例有些是事实，有些是道听途说，有些是局部而非全局，我建议还是应该有更大的视角，再把这些细节代入进去进行论证
你没有对当下局势的分析，党在法下可能的路径。近十年来反而是不断强调党的领导，和你讲的是另一个方向，如何看出现在是良机。
你读了冯胜平先生的系列文章了吗？他文革以来的现代史中问题总结的非常好，并且他的三封信里就是最近十年的政治进程。不带有色眼镜的去看，也许你能有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