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余英時和黃仁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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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余英時和黃仁宇的一生

余英時與黃仁宇是長年生活在美國的華人,前者屬貴族型的學者,後者則較平民化,其出生及學術背景如何?

![馮應標|80x80](file:///D:/My Knowledge/temp/2803d6ba-2d45-49a2-8a86-3f54beac5af2/128/index_files/0.7782736961821018.png) 作者: 馮應標

2021-08-30

文化點滴

標籤: 中國歷史余英時密芝根大學灼見原創灼見獨家萬曆十五年黃仁宇


![余英時和黃仁宇的學術生涯淵緣甚深。(灼見名家製圖)|928x522](file:///D:/My Knowledge/temp/2803d6ba-2d45-49a2-8a86-3f54beac5af2/128/index_files/0.29131065278380147.png)

余英時和黃仁宇的學術生涯淵緣甚深。(灼見名家製圖)

余英時和黃仁宇,皆當代美國漢學界,以至是全球「中國研究」的響噹噹人物。然而,余氏近日的死訊(2021年8月1日)截至本文脫稿時,兩岸三地的官方報道竟是出奇的低調。相對20多年前黃仁宇死訊的高格調處理,實有天淵之別,何解?本文嘗試提供一些答案,亦側面道出中港台當今的政治現實。

余黃二氏是長年生活在美國的華人,前者屬於貴族型的學者,後者較平民型。

余英時:師承錢穆 成就斐然

余英時(Yu Ying-Shih,1930-2021,享壽91歲)在大陸出生長大,父親余協中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後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回國後先後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日本侵華時陪都重慶國府考試院參事等職,戰後在東北創辦中正大學,曾嘗聘錢穆任教。

而余英時在國內就讀過的大學(無畢業),先後便是中正和燕京 ,他在19歲時(大陸解放同年)遷港,入讀草創期的新亞書院,師從錢穆,成為該院校的首屆畢業生,並留校繼續做研究工作。新亞後來在1963年,與崇基和聯合書院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但三院至今仍保持某程度上的獨立性。

居港6年後(1955),余氏經錢氏的保薦赴美留學哈佛,師從楊聯陞、取得歷史系博士學位。可以說,余氏的讀大學經驗,全皆有父蔭的霑潤。在哈佛畢業後,余氏相繼在密芝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四間長春藤學府(哈佛、耶魯、康乃爾、普林斯頓)任教,2001年在普大退休後,仍住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市至離世。在密大期間余氏結識陳淑平,兩人在1964年結婚,育有兩女。陳父陳雪屏,曾任台灣教育廳廳長、行政院秘書長,亦是胡適的好友。

在哈佛任教期間,余氏曾以學術休假方式回港兩年(1973-1975),出任新亞書院院長,並兼任中文大學副校長。他亦自1974年起,獲選為台灣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他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贈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獎」(Kluge Prize),又於2014年獲台灣一間民辦教育基金會頒贈有「東方諾貝爾獎」美譽的首屆「唐獎」(漢學獎),為其崇高的國際學術地位錦上添花。唐獎的獎金高達約165萬美元,比諾貝爾獎金高出四成。

![余氏的讀大學經驗,全皆有父蔭的霑潤。(唐獎Facebook圖片)|2048x1365](file:///D:/My Knowledge/temp/2803d6ba-2d45-49a2-8a86-3f54beac5af2/128/index_files/0.9209142584288993.png)

余氏的讀大學經驗,全皆有父蔭的霑潤。(唐獎Facebook圖片)

黃仁宇:早年參軍 高齡獲聘

黃仁宇(Ray Huang,1918-2000,享壽82歲)比余氏年長12歲,亦是在大陸出生長大,曾就讀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一年,因日本侵華而停學,22歲在「大後方」的成都、國民政府中央軍校畢業,隨即被派往前線任低級軍官參戰。戰後1945年赴美在某軍校受訓,兩年後回國繼續在軍中工作,時為國共內戰的中後期。

1950年中共奪得政權後,黃氏結束了10年的軍旅生涯,再度赴美,兩年後以半工讀方式入讀密芝根大學。36歲時才獲歷史系學士學位,其後10年間繼續在密大深造,獲碩士和博士學位,而他的博士論文導師之一,便正正是剛在哈佛畢業、到密大任教的余英時。

取得博士學位後4年,黃氏在千辛萬苦、並在余氏的幫助下,以50歲的高齡獲聘為紐約州立大學(SU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紐普斯鎮 (New Paltz)分校的教授,教中國歷史。該校是美國的非甲級、屬地區學院級的大專,位於紐約市以北120公里的小鎮,亦只是SUNY遍布全紐約州的64間分校校園之一(余英時胞弟余英華,曾任SUNY在 Brockport分校的校長)。1980年,SUNY因經濟原因裁員,62歲的黃氏被逼提早退休,結束了12年的教學生涯(余英時的教學生涯則長達39年)。

上天畢竟亦有眷顧黃氏,雖然在SUNY任教期間,他只得到非常少的研究機會/經費(與余氏的長春藤學府經歷相比,實有天淵之別),但他總算能在狹小天地中有所作為,曾參予過的工作包括傅路德(L. C. Goodrich)的《明代名人傳》、李約瑟(Joesph Needham)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和費正清(John Fairbank)與崔瑞德(D. C. Twitchett)聯合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特別是與明史有關的部分(黃氏博士論文領域),此外亦有參與為數不多的學術研究,當中便有他在1976年寫好的《萬曆十五年》論文。

![《萬厝十五年》為黃仁宇迎來一個近20年的第二春,成為兩岸三地和海外的知名作家。(博客來圖片)|300x415](file:///D:/My Knowledge/temp/2803d6ba-2d45-49a2-8a86-3f54beac5af2/128/index_files/0.8377742716599206.png)

《萬厝十五年》為黃仁宇迎來一個近20年的第二春,成為兩岸三地和海外的知名作家。(博客來圖片)

上天眷顧 《萬曆》暢銷

幾經折騰後,黃氏終於在退休後翌年(1981),在美國出版了改寫後的《萬曆十五年》英文版(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結果一鳴驚人,《萬》成為當年(至今仍是)的暢銷書,而黃氏親自操刀的中文版,亦隨之在大陸(1982)和台灣(1985)出版。

之後,黃氏便經常在台灣的報刊發表文章,並繼續出書,平均約每年一書,多數是同時有正、簡體字版的暢銷書,當中亦有兩本像《萬》一樣有英文版,這給他迎來一個長達近20年的第二春寫作事業,成為兩岸三地和海外的知名作家。

筆者認為,黃氏書作(中英文版皆是)受歡迎的主因,是他深入淺出的文筆和親切的態度,讀起來似在聆聽一位慈祥老師的細心講解,全無一絲大學教授在講堂上長篇大論、教訓式講演的味道;而提出的新觀點,他多會耐心地討論理據和出處,甚少一言堂的。

黃氏這個優點,相信是來自他教書的經驗,由於SUNY學生多不是以研究中國文化為日後職業的,而他教的亦多是大學第一或二年級的入門課,所以他便要因材施教,耐心地找方法幫助這些小鎮西人學子,去了解一個似外星球的歷史和文化(根據黃氏的自傳《黃河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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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如何看待余英時和黃仁宇?

就算14億的兩岸三地華人都集體失憶,在半億的海外華人當中,或全球35萬間公共和大學圖書館中,只要有一格書櫃或一部電腦的記憶體,保存着余英時、黃仁宇和同類的書作,華文化便會繼續存在下去。

![馮應標|80x80](file:///D:/My Knowledge/temp/2803d6ba-2d45-49a2-8a86-3f54beac5af2/128/index_files/0.061153257089633165.png) 作者: 馮應標

2021-08-31

文化點滴

標籤: 中共余英時台灣灼見原創灼見獨家華文化過客黃仁宇


![余英時的「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能比他的老師錢穆更濃烈;黃仁宇則是較為落地生根。(灼見名家製圖)|928x522](file:///D:/My Knowledge/temp/2803d6ba-2d45-49a2-8a86-3f54beac5af2/128/index_files/0.900159629157885.png)

余英時的「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能比他的老師錢穆更濃烈;黃仁宇則是較為落地生根。(灼見名家製圖)

承接上文:〈回顧余英時和黃仁宇的一生〉(二之一)

余英時和黃仁宇二氏的專業是中國研究,黃氏雖然以研究明史起家,但他的多部書作都超出了這個範疇,顯例如《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和《資本主義與21世紀》等(後者正體字版有余英時的序)。

避開批判私德 著作流通兩岸

黃氏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民國與人民共和國在歷史上起到的作用、對現代化與「用數目字管理」概念等等的論述,有非常獨到的見解和精闢的新觀點。誠然,黃氏的某些論述,如「大歷史」和中共在歷史上的成就,筆者便不盡苟同。

黃氏對共產主義和中共(即解放後的大陸),是用一個平常心和堅持學術原則去討論的,態度較接近李約瑟和費正清,所以他的書作便可以一直在兩岸發表。其實,黃氏對共產主義的批判,亦是非常尖銳的,只不過他是從一個歷史學者的客觀角度去講,盡量避開批判歷史人物的個人性格或私德。

雖然黃氏的專業學術地位不高,且被某些妒忌心重的華人學究揶揄,而事實上他亦從未得過任何「大獎」,但畢竟讀者眼睛是雪亮的,他的書作是受到大眾歡迎和被認同,所以他的死訊,當年傳媒便有廣泛報道,亦有不少文化和政界名人發表悼言讚語。誠然,黃氏離世後,他在大陸的讀者群也漸漸散去。

![余黃二氏從不同角度批評共產主義和中共政權。(亞新社)|1600x1066](file:///D:/My Knowledge/temp/2803d6ba-2d45-49a2-8a86-3f54beac5af2/128/index_files/0.48588737945376714.png)

余黃二氏從不同角度批評共產主義和中共政權。(亞新社)

余氏嚴厲批判 贏來兩岸冷遇

余英時的大部分書作和論文,學術性是非常高的,但一般的讀者未必能容易吸收到;而余氏家長式的文筆,對某些人來講,可能易產生抗拒感。但毫無疑問,他的學術研究是非常嚴謹、理據充分的,而提出不少的新觀點有極大的啟發性,尤其是他的專科──儒家思想,所以他在學術界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但余氏極力反對別人將他和他的老師錢穆,標籤為「近代新儒家」信徒,便不厭其煩地多次撰文解釋,他僅是一個研究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學說的學者,亦不認同近代的所謂新儒學,而對某些新儒學的權威,更作出頗嚴厲和不客氣的批判。

余氏1950年代在新亞書院讀書時,已開始在香港發表文章批評共產主義和中共政權,而他的反共態度貫徹一生,連某些對中共曾示好的權威學者,如費正清等亦不放過。但由於余氏在儒學界的地位,大陸開始在全球建立孔子學店同年(2004),便讓他的書作在大陸解禁。

在筆者的書架中,便有他由2004至2012年出版的簡體字書約20本。唯獨余氏的反共言論,並沒有自此收斂,在公開支持港人抗爭後,他的書作便自2014年起,再次從大陸的主流書店、圖書館和互聯網上消失。

同時,余氏亦沒有對台灣兩大政黨姑息,他對國民黨近年的「容共」、「恐共」和民進黨的「台獨」DNA,亦是鍥而不捨的批判,故此他的死訊,便贏來了兩岸的冷遇。而在《國安法》實行後的香港,無論特區政府或主流傳媒,又有誰願意為此而得罪大陸?

但根據政論員劉銳紹的觀察和分析(2021年8月5日的YouTube短片),大陸對余英時的「焚書坑儒」處理,極可能會有反效果,大陸人民因此有可能會對他更感興趣,繼而翻牆尋真。而歷史批判是公平的,嬴政的劣跡,到了2000年後的今天仍受到譴責。

![余英時的反共態度貫徹整生,連某些對中共曾示好的權威學者,如費正清等亦不放過。(唐獎Facebook圖片)|2000x1333](file:///D:/My Knowledge/temp/2803d6ba-2d45-49a2-8a86-3f54beac5af2/128/index_files/0.7978578155735285.png)

余英時的反共態度貫徹整生,連某些對中共曾示好的權威學者,如費正清等亦不放過。(唐獎Facebook圖片)

旅美過客自居 仍期落葉歸根

黃仁宇妻子Gayle Bates(1936-2000)是歐裔美國人,在黃氏取得密大博士學位後兩年結婚(1966,兩人育有一兒,Bates與前夫亦育有二兒)。但黃氏遲至1974年才入美國籍;而余英時亦是在美國生活了17年後,才在1972年入籍。明顯地,兩人皆長期對故國有一些憧憬,但1960、70年代大陸搞到天翻地覆,他倆亦只好像那一代眾多的海外華人一樣(土生華人便更不用說),對祖國敬而遠之。

毫無疑問,余英時的「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能比他的老師錢穆更濃烈,這反映在他的眾多寫作中,例如2000年的文章〈美國華僑與中國文化〉。筆者認為余氏的心境,其實是屬於老一輩的美籍華裔學者(如趙元任、林語堂、周策縱、錢存訓、唐德剛等),多仍是以旅美過客(sojourner)自居,仍有很大的落葉歸根情意結,更常感懷身世、痛祖國的不長進。故此,余氏有「我到哪裏,哪裏就是中國」的感言。

與余氏比較,黃仁宇是較為落地生根的,他不是個躲在象牙塔學府生活的人,更曾在半工讀的12年期間,做過售貨員、電梯按鈕員、洗碗工、繪圖員等草根工作,加上歐裔的妻兒,相信黃氏的英語是較流利的。

而他長年生活在美國小鎮,亦無可避免地較投入當地的主流社會,所以他用”Ray”為英語名,沒有堅持用拼音名,這其實是一種生活態度,給別人與你溝通時的一個方便。以筆者愚見,黃氏的英文寫得非常流暢,儼似土生華人,完全沒有半點同輩大陸人的呆硬通病,這亦是他英文書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1968年,50歲的黄仁宇與兒子黄杰夫共進早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500x411](file:///D:/My Knowledge/temp/2803d6ba-2d45-49a2-8a86-3f54beac5af2/128/index_files/0.2787006692104008.png)

1968年,50歲的黄仁宇與兒子黄杰夫共進早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物質隨風飄逝 華人精神不死

筆者作為一個近50載的海外華人/港人,不敢苟同余氏「哪裏就是中國」的感言,他講的其實是文化,國籍是另一回事。文化是在人的心中的,我便從未擔心過。縱觀歷史,在過去的近200年間,華文化曾遭受過多次巨大的外來衝擊──帝國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事實勝於雄辯,連翻天覆地的文革也不能將它消滅,相信就算再來一次文革、或台灣民進黨的「去中國化」推到極端,我肯定華文化仍會在地球上屹立不倒。

不用望得太遠,只須看看黃余二氏的家園「花旗大國」,大部分3億3000萬的美國人,他們便能輕易地承傳着歐洲各國的文化。美國猶太人只有華人人口的四成,但他們對猶文化的保育和推廣,亦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而加拿大更有全國各主流政黨都支持行之已久的多元文化政策,我對華文化便有更大的信心。

就算14億的兩岸三地華人都集體失憶,在半億的海外華人當中,或全球35萬間公共和大學圖書館中,只要有一格書櫃或一部電腦的記憶體,保存着余英時、黃仁宇和同類的書作,華文化便會繼續存在下去。

物質隨風飄逝,精神不死,向余英時和黃仁宇兩位典範學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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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与他的老师一样,是典型的“从道不从君”,这种风骨就是古儒家理想化的东西,由于时代的因缘际会,他们也真的做到了“君不君,臣不臣”。更多号称的“儒家”和“新儒家”,或被名利收买,或被刀斧吓倒,或喜沽名钓誉,总之世上没了原初儒学所提倡的“入世环境”,于是按子曰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由于普遍的文化偏好和熏陶,很容易理解一个标准的儒家概念,那就是“克己复礼”。但是执行起来却特别难,那主要是因为社会生活中长期混合了争于气力的法家思想和好死不如赖活的道家“犬儒”思想。于是,得意忘形和困苦失意时便忘了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行为应该复合社会伦理的要求”(克己复礼);

如果用上述说法解释“克己复礼”,那么他所体现的“仁”的特点则刚好在西方现代化所提倡的“群己权界”这一观点的中间位置,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化,要求:己域要有更多的自由,群域要有更多的民主,西方的右派在经济领域要更多的自由(强调自我奋斗),左派要更多的民主(分大户),而在伦理价值观上,左派则要更多的自由(同性变性等等),右派则希望考虑更多人的感受。在他们争论不休都快打起来的美国,曾经就有余英时和黄仁宇这样真正的“克己复礼”的儒家文化继承者,来告诉我们:应该坚守的伦理道德标准和底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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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现实中的“克己复礼”和道德底线

不管怎么说,要促使这个社会进步,就必须同时存在高调诉求和低调诉求。所谓低调诉求,就是我可以有平庸的权利,别人不可以强迫我高尚,而那些持有高调诉求的人则是说,为了所有人都能拥有平庸的权利,他必须要高调的行事,这样的人可以看到很多。这也可以理解成,所谓自由秩序,就是我们都可以选择,甚至选择平庸的活着。

但是,恰恰是为了捍卫这种平庸的权利,就要建立一种约束当权者的制度,而在这种制度建立之前,就必须要约束当权者,选择批评他们就是一种直接的方式。

这时候是比较危险的,只有拥有高调诉求的理想主义者,才愿意干这个事情。比如余英时和黄仁宇,以及资中筠和秦晖,何频先生和冯胜平先生的作为我觉得也可以归于此类。即使他们选择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也不影响这种行为的高尚,因为他们在自己表达的同时,并没有要求普通人也这么做。但是人人都不这么做,那众生就永无脱离苦海的可能。

一个普通人,可能只是选择比自己认为庸俗的生活更高一点的人生追求,就算是一种可以够得着的“高调诉求”,这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生,比如努力工作和学习来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但是这种改变首要的是不能去害人,就像交易是正常的,但你不能去抢劫。其实选择一种超越自己眼中庸俗生活的活法,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可这就是进步的动力。只是要记住底线是:不能要求别人也这么做,因为这就是我们力图建立和捍卫的秩序,并且永远都不要有害人之心。

就像秦晖经常说的: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若能持收,不逾底线,低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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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青年看周保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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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周保松的名字,查了维基百科,回去找来读读。:pray:

我是当初买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读着累,后来看到有人推荐可以直接读周保松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才知道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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