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国 马雅
作者
【虞说春话】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爱尔兰裔的英国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了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的立场，以及他后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为辉格党里的保守主义主要人物(他还以“老辉格”自称)，反制党内提倡革命的“新辉格”。他经常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此人值得研究。
他来自爱尔兰，父亲是律师；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出身于一个体面的中产家庭。伯克从其父，信奉英国国教；尽管他的母亲和妹妹仍像大多数爱尔兰人一样，是天主教教徒。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时，一个人想当官，或想找个好工作，都得是英国国教的信徒；不但不许上过天主教学校，还得宣誓自己不会改宗换教。听着有点耳熟？不过，这种事儿发生在近三百年前的大英帝国。
埃德蒙·伯克（1729-1797）
1765年，伯克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他属于辉格党，即议会里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托里党是对立面。
当时，在议会里辩论对王权限制时，伯克是领军人物。他强烈反对无限制的王权，并强调反对党的必要性。他认为，这些防范措施，都是为了阻止权力的滥用。
1770年，伯克写了《对当前不满原因的思考》这篇文章。他认明这“不满”，是起源于托里党内“国王的朋友们”，对政府施加了“秘密的影响”。这些人对政府的情况了若指掌，俗称“宫廷”，即在法定的政府之外，还另有内阁。
他坚称：“一个政党必须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性，来抵制任何利益的诱惑。”因为“党内的派别，无论好坏，都与政府的操作，不可分割”。
同年，当议会辩论禁止谷物的出口时，伯克赞许自由市场。他说：鼓励或阻碍的措施，都不会影响价格。因为在一般的市场，谷物自有其自然的价格。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把爱尔兰贸易与商业的一些总原则联系起来，比如物资自由流通的好处，比如进行限制和垄断的坏处，比如所谓的“他赢”不必是“我失”。恰恰相反，伯克说，和爱尔兰进行贸易，将造成它对英国货物更大的需求。
伯克所在的选区Bristol，当时是英国第二大城市，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中心。当地的选民敦促他反对与爱尔兰的自由贸易。可伯克顶住压力，并申明：倘若因此，我失去了他们的选票，这至少将在英国下院，留下了一份记录——曾经有人，基于自己的判断，敢于不苟同选民的意愿。
此外，伯克还支持取消对天主教徒的刑法。他认为这种重刑，相当于把屠宰当成正义。
他的这些政策，却不合选民的口味。虽然伯克由此赢得了自由主义的响亮名声，但因太激进，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因此失去了议会的席位。
伯克是英国国教信徒，而他是爱尔兰人。源于这种双重身份，把他放进历史的焦点。尽管他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可他弱势群体的背景和社会关系，使他有了比较宽阔的视角，对弱者同情，对他们的诉求感同身受。这点，通过他对北美十三州税收的态度，又充分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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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乔治三世
那时，正值北美殖民地与其宗主国的矛盾日益尖锐。矛盾的起因，是英王乔治三世及他委任的官员，在北美十三州不断地苛加重税，致使北美人民怨声载道。1773年，波士顿爆发了抗税的斗争。
示威者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整船茶叶倾入海湾，以反抗英国国会1773年颁布的“茶税法”。因为他们坚信，此法侵犯了作为英国臣民“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力。他们在英国国会中并无直接代表，本已被剥夺了公民权；现在反倒被征税。所以，示威者认定“茶税法”是违法的。北美十三州的代表曾为此，召集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向英王请愿，望他能撤销此令，并帮助调解纠纷。
但是，伦敦对北美人民的冤情不予理睬，反而采取强硬的手段，于1774年，英国国会又颁布“强行法案”。对此，北美人民称为“不可容忍法令”，激起了更进一步的反抗。于是，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逐渐向敌我矛盾的方向转化。
波士顿茶党暴动（1773）
此刻，伯克对北美人民表示了同情。1774年，在议会里关于取消茶税的动议时，他发表如下演说：
“别骚扰北美人民，就让他们保持原状，要满足于把他们和我们用贸易法联系起来，别加重他们的税收负担。
但是，如果你们无节制地、不明智地、致命性地一意孤行，强用种种狡诈的手腕来治理，你们将复杂和毒化治理本身。如果这最高主权如此不受限制，其后果对当地子民来说不堪忍受，那么，你将迫使他们对你的主权产生疑问。而如果当主权和自由不能协调时，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会把主权砸在你的脸上。没人愿意通过争论而沦为奴隶。”
后来，北美的形势恶化，英国政府中有人主张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在跟北美殖民地战或和的抉择中，伯克呼吁和平。他提醒下院,看看北美增长的人口、工业和财富。当时人们认为，因为大多数北美人都是英人的后裔，所以他们会在英国的武力面前屈服。
1775年，伯克警告这种想法的荒谬：“正因为他们是英人的后裔，所以他们不仅爱自由，而且热爱以英国理念为基础的自由。他们是新教徒，所以他们不但赞同自由，而且他们的信念本由此而立。我个人与这些殖民地人民感情亲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姓名，亲近的血缘，相似的基本人权，以及对平等的维护。这些纽带，虽然轻如空气，却牢固如铁。让殖民地人民永远保持这种信念：他们的民权与你的政府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纵使天下的任何力量，也不能让他们失去对你的忠诚。但是，也应立即明白：你的政府是一码事，而他们的基本人权又是另一码事；二者可同时存在，又可互不关联。现在，出于诸种原因，牢不可破的黏固剂已失去，凝聚力已松弛，一切都趋于土崩瓦解。而只要你还有足够的理智，能保持这个国家是自由的避难所，是我们共同信仰的圣殿，在那里上帝的选民和英国的子孙崇尚自主，那么，北美的人们就会追随你；他们越热爱自由，他们就越对你忠诚。他们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地方得到奴隶制，这像是野草，会在西班牙，在普鲁士，在任何土壤上生长。但是，除非你丧失了对自己真正利益和天赋尊严的良知，北美人民就不能从别处，而只能从你这里，得到自由。”
伯克不但向国会展示了他的和平协议，还很慎重地举出他反对使用武力的理由。他有序地罗列出他的目标，一一阐明，逐步深入:
首先，他担心英国出兵短暂，可北美人民的反抗却会长久。
其次，他担忧这场冲突前景不明朗：英军或将卷入一场军备，而不是胜利。
第三，他提到损耗问题，指出：如果执行焦土政策，北美将变得满目疮痍，那对英政府也没有益处。北美人民总可以退到山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剩下来的荒地，也没有多少使用的价值。
第四，英国从未有过在殖民地控制动乱的经验，且不说这场战事，还在千里之外。
伯克的这些考量，不但合理，还证明具有前瞻性－即使当时的形势，对北美人民极端不利，他们并未投降；而英国人在北美土地上的这场战争，最终也没有获胜。
华盛顿领导北美人民抗英（1776）
然而，并不是暂短的武力、前景的不确定性、损耗，甚至英军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是伯克认为应当避战的首要原因。其实，他更重视的是北美人民的坚强品格。他说：这种品德，这种对自由至高无上的热爱，使得他们有别于旁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这种崇尚自由的精神，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强烈。人们敏锐、好奇、灵活，能迅速进攻，能作好防御，并有充沛的资源。
在呼吁和平的同时，伯克祈祷：但愿能避免这场可能导致帝国摧毁的冲突。
因此，伯克提出六项和平解决北美冲突的方案：
1.允许北美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以此解决因为没有代表而引发的关于税收的争执；
2.承认错误，并对因政策失当造成的冤屈，向北美人民道歉；
3.英国政府有效地选派代表，进行和谈；
4.在北美设立一个代表大会，有权管制税收；
5.除非必要，停止硬性地在北美征税；
6.给予北美殖民地所需要的资助。
而即使这些提案被通过，效果如何，无人确知。不幸的是，伯克是在一系列爆炸性的冲突发生前不到一个月，才在议会发表这些演说的。由于这些方案尚未启动，实际上也不可能起到化解冲突的效果。
现实中，英国政府采取了武力镇压的方针。从1775年起，英美两军交战；至1776年，美国宣告独立。
北美13州签署《独立宣言》，费城，1776
伯克看来，在北美殖民地，英国政府是与自己的英国兄弟们作战。这是来自德国的国王，雇佣了一帮德国蠢货和英国附庸，为了金钱利益，砍杀了北美殖民地英国人的自由。
对于美国独立，伯克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怎样去期盼这么广大和高贵的一部分领土，从我们帝国中成功地分离出去。但是，我更不希望不义、压迫和愚蠢获胜。”
伯克采取的这种立场，使他不但在政治上非常孤立，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在1780年戈登暴动时期，伯克成了攻击的目标，他的住所不得不动用武警来护卫。
然而，历史证明了伯克的远见。由于乔治三世政府愚蠢的政策，使北美人民与英国离心离德；他们不仅没被强权吓倒，反而奋起自卫，最终宣告独立。英王政府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美军受降，1781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这次离家更近。自十七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以法国为中心，欧洲的思想界风雷激荡；自由民主，深入人心。终于，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其狂飙迅速席卷全欧，一时间，英王的宝座都不稳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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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民众攻克巴士底狱，1789
那时，许多自由派的辉格党人，对变革的形势看好，甚至也跃跃欲试。
一开始，伯克并没有谴责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8月9日，他写道：英国带着惊讶，注视着法国为自由而战，却不知道是应当责备还是欢呼！确实，几年以来，我看到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可另有一些事却自相矛盾和稀奇古怪。法国人精神之激越，让人钦佩，可巴黎古老的残暴，也以令人错愕的方式迸发出来。
然而，在1789年10月5-6日，当一群巴黎妇女游行到凡尔赛，把路易十六一家揪出，扭送回巴黎，使得伯克开始反对法国革命。 他说：在那里人类社会瓦解了，一个恶魔的世界由此诞生。
路易十六上断头台，1793
同年11月，伯克在回复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你可以颠覆君主，却不能以此而收复自由。不久，他就说“法国完蛋了”。
当初，伯克带着理解弱势群体的同情，又有对北美局势有切实的了解，于是冒着被打成“英奸”“叛徒”的风险，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北美的民意，不愧自由主义的旗手。
现在，当法国大革命似乎是大势所趋，党内同仁争相比试，生怕误了末班车，伯克却不为所动。他几乎戴着“叛党”的帽子，去与保守的托里党结盟，来对抗法国革命。这次伯克成了反革命的中流砥柱，货真价实的保守份子。
伯克于1790年2月9日的国会的辩论中，第一次公开谴责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向世人表明，他们是最有能耐的废墟建筑师。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摧毁了君主、教会、贵族、法律、财政收入、陆军、海军、商业、艺术和他们的工厂。 而现在，英国存在着一种危险，即过度模仿法国式的非理性、无原则、违禁、没收、掠夺、凶暴，这是一种血腥的和暴政的民主。 在宗教方面，他们不再是不容忍异说，而是标榜无神论——那种不合人情的邪恶，那种人类尊严和慰藉的死敌。已有相当的一个时期了，无神论在法国形成了一个社会派别，被人认可且名正言顺。”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以便读者读下文时容易理解，为什么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却总要强调英国固有传统和精神。
英王约翰与贵族们谈判
1215年，英王约翰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也称《自由大宪章》。这是英国封建时期重要的宪法性文件之一。
全文共63条。主要内容是限制王权，保障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特权，以及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宪章规定：非经贵族会议的决定，王室不得征收额外税金；保障贵族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承认教会的自由不受侵犯；归还被王室侵占的领主土地、抵押物和契据；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的官吏不得任意受理诉讼，对任何自由人非经合法判决，不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放逐出境；承认伦敦和其他自治城市的自由；统一度量衡，保护商业自由等。同时规定，由领主推举25人负责监督宪章的实施。
《大宪章》（1285）
后来，封建贵族在和国王的斗争中，曾一再强迫国王重新颁布《大宪章》。英国资产阶级的 “光荣 革命”时，资产阶级赋予《大宪章》以新的意义，用以反对封建专制王权。今天，它仍是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也都包含有《大宪章》的思想。
威廉登陆英伦，1688
时隔四百多年，在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了推翻詹姆士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政变。由于这次政变没有发生流血，史家故称之为“光荣革命”。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国会。
君主立宪制政体， 即起源于“光荣革命”。 当时，支持国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传位给刚出生的儿子，而把詹姆士二世废黜。在废黜国王之后，他们把王位传于詹姆士二世的女儿新教徒玛丽和女婿威廉（时任荷兰执政）。威廉带兵进入英国，未发一枪，便使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议会重掌大权。而威廉亦即位后，成为 威廉三世。至此，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终。
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共治
具体到当时的形势，于1790年1月，牧师普利斯在“革命学会”里，作了题为《论对我们国家的热爱》的布道。“革命学会”是为纪念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成立的。
在布道中，普利斯援引了普世的“人权”价值观念。他论述：对英国的热爱，并不意味着对它的信奉，就高于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信奉；或者对它的政府之法律和宪政，有特殊的赞同。相反地，普利斯断言：英国人应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而不是某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
普利斯声称：“光荣革命”的原则，包括了选择我们的统治者的权力，和当他们失职时便撤销掉他们的权力，以及组成我们自己的政府的权力。
当伯克读了佩雷斯的布道以后，他立即写下最终成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文的草稿。尽管伯克在1790年2月即着手，来驳斥法国大革命和它的英国支持者，但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不断修改和扩充它。同年11月，它终于出版了，马上洛阳纸贵，还翻译成法文。
在既往百年间的英国政治中，“光荣革命”对伯克和他的同代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在《反思》里，伯克反对普利斯对“光荣革命”的解释。反之，他从辉格党的角度，给予“光荣革命”以经典的捍卫。普利斯与伯克的辩论，引发了那个时期的高光时刻：即向英国公众，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国家认同的观念。伯克反对抽象的、形而上的人权概念，鼓吹的是英国的国民传统： “‘光荣革命’的发动，是为了维护我们古老而无可争辩的法律与自由，以及我们古老的宪政。而宪政则是我们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在‘光荣革命’时我们曾期望，而现在我们更希望，宪政精神从我们的先父们的遗产中，能得到继承和发扬。在这传承的根茎上，我们得小心，不要嫁接上与原生植物异体的幼芽。而我们最古老的改革就是《大宪章》。从古到今，英国的志士仁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证明这古老的宪章，证明他们不过是对英国更古老而长远的国法的重申。在那叫作‘权力请愿书’的著名法律中，国会议员们对国王说：‘你的子民继承了自由’，声称他们的公民权不是所谓‘人权’那样抽象的原则，而是从他们先父那里继承来的英国人固有的权力。”
伯克说：“我们畏惧上帝，我们仰望国王，我们有对国会的感情，有对司法官的义务，有对神父的敬重，和有对贵族的尊从。为什么？因为这些想法在我们心头是亲切自然的。”
伯克这样对此偏见进行辩护：“因为这些理念，是国家和历史的财富，是高于个人理性的。个人的理性与这些理念相比，十分渺小。”
伯克声称：“偏见，是在紧急情况下的备用软件，它预先就存在于我们理智与道德稳定的程序中。因此，它不会让一个人在决策、怀疑、困惑和犹豫的关头，徘徊不定。偏见给予人以这种约定俗成的美德。”
（今天看这种偏见，是十足的反动。可且慢，不必苛求古人。且看今天，对当初中苏的反目，对后来中美的言和，美国智库和历届白宫曾有过多少悖论式的评估，且不提国内的什么“粉”和什么“公知”。而伯克的基本观点与预见，至少还得到了时间的验证。）
伯克还批判了社会契约论，他说：“社会里确实存在契约，但这种契约关系，不单单存在于今人之间，还存在于今人与前人，今人与后人之间。”
据说，路易十六在狱中，把《反思》从头到尾译成法文。而伯克的辉格党同志福克斯等人，却不同意他的见解。福克斯认为《反思》的品位不高，思想更倾向于托里党。而在辉格党内，也有其他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私下里同意伯克的意见，却不愿公开与党的领导分裂。
伯克的《反思》，在社会上则激起一场论战，自由派人士纷纷驳斥伯克的论点。激进的女性思想家、女权主义先驱（玛丽雪莱之母）Mary Wollstonecraft在几个星期之后，即首先发表了《为人权辩护》的文章。美国独立战争时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托马斯·潘恩，接着在1791年，也写下《人的权力》。而辉格党的政治家Mackintosh，当时则称《反思》为“反革命宣言”。
1790年，伯克在给法国国会一位议员的信中，号召境外势力对法国革命进行干预，并且对卢梭进行了抨击。他说，大革命的法国，对卢梭制造个人崇拜。尽管伯克承认，卢梭有时显现出对人性可观的洞察力，但他更多的是对卢梭的批评。
卢梭与他的《社会契约论》
卢梭本人既没有心灵上的准则，对他人也没有认知上的教益，他有的只是虚荣心；而且，伯克认为卢梭的心态几乎不正常。
伯克引用卢梭的《忏悔录》为证，指出：他过着一种隐晦粗俗的生活；而世人没有用道德标准，从方方面面去仔细地衡量他，卢梭自己也没表现出任何出众的良行。
伯克将卢梭的普世关怀，与他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育婴堂作对照，这样评价道：卢梭爱他的同志，而憎恶自己的家人。
这些立场、观点的分歧，导致伯克与辉格党领袖福克斯友情的破裂。他俩曾是多年并肩战斗的同志。在国会辩论中，福克斯赞扬了法国革命的原则，并批评了伯克，譬如关于等级的反动观念。
在回答福克斯的时候，伯克谴责法国的新宪法，以及它的“人权”带来的可怕后果。他坚称：这些理念，无论对英国的还是对美国的宪法来说，都是背道而驰的。 伯克继续说： 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眼下，授人以柄被友人摒弃，都有欠慎重。但如果因我对英国宪政牢固的依从，使我陷入这种困境，出于责任感和工作经验，我都会不顾一切，哪怕用最后的声音，大声疾呼：远远离开法国的宪法！
这时候，福克斯在伯克耳边轻轻低语：“咱俩还是朋友。”
可是伯克这样回应：“遗憾地说，我确实作出巨大牺牲；我尽了我的职责，而失去了朋友。法国的宪法令人作呕，谁沾了它都会中毒。”
由于一些辉格党人不再认同伯克在《反思》里列举出来的原则，反倒去赞成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还批评伯克放弃了辉格党的原则。伯克对此非常沮丧。伯克一来想表示他自己对辉格党真正原则的忠诚，二来也害怕对福克斯及其同道的默许，会让辉格党沦为雅各宾主义的工具。
同时伯克知道，许多辉格党人并不认同福克斯的观点。因此，他想策动他们站出来，谴责法国大革命。伯克写道：他要代表整个的党，宽宏大量，能包容不同的意见，能兼收并蓄。如此这般，他就能激发这些党员，公开表达他们私下里在熟人之间流露出来的真实感情。
1791年，伯克发表了《新辉格党对老辉格党的呼吁》，其中，他重申了对辉格党现有激进纲领的批评，并且抨击了那些支持此纲领的党人，说他们背离了辉格党的优良传统。
为了证明1688年光荣革命的合法性，伯克在他的《反思》中这样说：“英国原始的契约，是从根本上、不容违背地，建立在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这是通过宪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而当时，这宪法被契约的一方，英王詹姆士二世，企图并实际上彻底地颠覆了，破坏了；所以，发动‘光荣革命’是完全合法性的。只有在这种极端必要的条件下，为了恢复古老的宪政——它是缔造英国国家的原始契约，也是在未来保存同一个政府的保障。所以，革命是剩下来的唯一手段。”
伯克否认，群众的多数拥有或应当拥有对政策的决定权，并可以随意改变社会。他认为，人民有权力，但也有义务，而这些义务并不是自愿的。他还认为，人们不能推翻从上帝那里得来的道义。
与此同时，伯克也反对在法国重建君主专制的旧制度，认为它是腐朽的政权。
由于伯克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乔治三世对他予以嘉奖。但伯克因痛失爱子，对此不感兴趣，故婉言谢绝了受封伯爵，而仅仅接受了2500镑的养老金。即便这样很适度的赏赐，也受到辉格党内一些公爵和伯爵之类大佬们的抨击。
伯克在一封公开信里说明：“我受赏是因为有功受禄，而公爵您得的那份却只由于有继承权，那是您的祖先积的德。我的俸禄来自一个温和仁慈的君主，而您的则来自亨利八世”（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伯克还暗示：如果这类革命的理念在英国实现了，对英国的宪法和对公爵本人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言而喻：“只要宪法还俯瞰和护卫着这个国土，即便防洪的堤坝低平，你等公爵们，也没有必要担心法国那些平均主义者，会举着锄头、镐头，杀将过来。”
后来，法国的政府派拿破仑远征意大利获胜，军人势力抬头。当英国政府考虑对法国宣战时，伯克的态度特别坚决：
在法国革命政府的方案中，个人被忽略，国家就是一切。所有相关之物，不过是武力的产物；此后，所有值得信赖之物，又都被用于武力。军事是它的原则，是它的信条，是它的精神，是它首先的动作。国家有统治权，征服是它唯一的目标：统治心灵通过改变信仰，统治身体通过使用武力。”
拿破仑自我加冕，1804
据称，伯克是首位给予“独裁国家”以现代概念的思想家。他视与法国的战争事关意识形态，事关反对它的“武力学说”。他不希望法国被瓜分，因为那样会影响欧洲势力的均衡；而且，战争并非反对法国，而是针对它的革命政府。伯克说：“这个战争，不是法国扩张到别国，成为一个帝国；而是法国的一个教派，旨在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以征服法国作为起点。”
日后，拿破仑的崛起，他的称帝，他的征伐，都一一证明了伯克的远见：卢梭式的民主，瞬间可转为血腥的暴政和军事独裁。虽然，那时伯克已经过世。
拿破仑东征西伐，1805
当福克斯听说伯克生命垂危，他写信给伯克的夫人问询情况。次日，福克斯便得到回复。伯克通过他的妻子，告知福克斯：“虽然这让我心碎，可我必须听从自己发自责任感的凛然心声，断绝我们长期的友谊，而我认为这牺牲是必要的。我的原则始终如一，我相信我活着是为了他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我确信我一贯竭力维护的这些原则，对于祖国的福祉和尊严都非常必要。而这些原则，只能通过真诚地信仰共同的理念,来维系加强。”
英国议会
行文至此，多佛的白岩浮现眼前。它历经美国独立，历经法国革命，多少年来风风雨雨。
多佛白岩
细思量，一国安危，或在旦夕。当年英伦惊涛裂岸，而有伯克挺身屹立，一如多佛的白岩。
谢谢阅读